老保險；教育科：職工教育；老幹科：老幹部工作。幹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門，由處長助理親自掛帥。我被分到幹部科的崗位，可見組織上對我的器重。我當然也受寵若驚，更加勤勤懇懇，也博得了處裡同事和領導們的一致肯定。終於有一天，處長親自帶我到行長那裡，對他介紹我說：這個小夥子非常不錯，我們已經決定正式調了。行長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說：好，你就看著辦吧。
這樣在借調幾個月以後我正式來到了人事處，不過仍然借住在A支行的集體宿舍裡。回去辦理調動手續時，A支行人事科長對我說，以前你在時對你照顧不周，得罪了，別往心裡去！我笑笑說，沒有啊，組織上對我一直挺照顧的。人事科長又說，以後有什麼需要我們這裡幫忙的儘管說，我們一定想辦法解決！我說，也沒什麼困難，都挺好的。
到人事處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年底到了，全行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幹部職工考核。根據總行檔案的要求，我們花費巨大精力製作了一份長達二十多頁的考核細則。這個“細則”確實名副其實，甚至細緻到連誰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實行服每個人只有一套，天天穿著豈不要穿成叫花子的衣服了？當然，最後這些“細則”根本沒被執行——因為根本無法執行。作為變通，考核就依據五個“綱”來進行，這五條“綱”也很耐人尋味：第一條“綱”就是“是否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然啦，大家都熱愛，都擁護，都堅持。這樣空泛的“綱”的結果就是一團和氣。考核結果分成四個等級：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第一次上報結果是：“優秀”的佔到32％，“稱職”的佔到67％，“基本稱職”和“不稱職”的合計佔不到1％。其中有個縣支行，連續幾年發生大案，一百萬人口的大縣、二百多號職工，存款餘額還不足一個億，可是居然全部“稱職”，還有30％的“優秀”。處長一看非常惱火，打電話把支行行長和人事股長訓了一頓。結果又報上來了新結果——變戲法般地變出了16個“不稱職”！後來處長為了防止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專門發了通知：“優秀”不得高於15％，“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合計不得低於3％。這個“比例限制”雖然是不得已為之，但總是讓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時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我們處長姓廉，當時四十來歲，瘦高瘦高的。廉處長身體很不好，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還患有其他一些嚴重的慢性疾病，經常一邊住院一邊上班。後來曾經有人寫匿名信誣告廉處長喜歡找小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廉處長聽了以後淡然一笑：“說我找小姐，喝醉酒，那實在是抬舉我了，我倒是真的想喝醉一回看看，但我也得有這個身體呀。” 應當說，廉處長在我見過的幹部中還算是很不錯的——至少根據我的觀察是如此。廉處長家住得比較遠，於是行長專門配給他一部奧迪轎車。但是他不坐，每天堅持擠公共汽車，結果有一次下車時摔骨折了腿，三個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歡收禮，很多次看見他把拿著禮包的行賄者趕出辦公室。也從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類的名堂。但是我覺得他在這種幹部體制中是無能為力的，有時也不得不違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後全行系統又搞職稱評聘。各個二級分行、支行報來一大堆材料。根據上面的檔案精神，職稱聘任的原則是“擇優聘任，寧缺毋濫”，可是這些人與我從來都未曾謀面，更談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們究竟是否“優秀”呢？只好面對一大堆自我表揚的材料來篩選；至於“寧缺毋濫”，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為職稱問題本來就是直接與住房、工資掛鉤的，向來都是一個敏感問題，經常為此爭得不可開交，如果我膽敢“寧缺毋濫”，那大家不得把我這毛頭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這個原則事實上是不可能被執行的。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客觀的尺度來進行衡量，於是根據總行下發的相關檔案依據學歷、工作年限、論文數量等等幾項指標編輯了一個打分標準，再依據標準來進行排序。至於這個“標準”是否完全客觀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過這種方法倒是有一個好處：公開，你是幾斤幾兩昭然若揭，在指標面前人人平等，於是避免了以往評職稱時大家吵得不可開交的局面。曾經有沒評上的找上門來，我把打分表給他一看，他心悅誠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訴他，回去想辦法多發表幾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氣衝衝地來，高高興興地走，臨走還向我道謝。廉處長和趙助理很高興，說我是“非常圓滿地解決了職稱聘任中的矛盾”，“實現了職稱聘任工作的新突破”，還號召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