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調。以往上大學時，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終沒有感覺到武漢的炎熱，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火爐”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從家裡（「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漢來看我，因為天氣太熱，白天我們倆就坐在窗戶旁，買了一瓶醫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藉助酒精揮發來散熱。宿舍裡也沒有電視，自己也買不起，於是我從學校帶來的小收錄機成了唯一的娛樂工具，每天聽聽蘇聯歌曲，或者是莫斯科臺的廣播。別看那個宿舍面積小，結構也不怎麼樣，但我和女友當時談將來的生活時，總是說，唉，要是有這麼一套房子就心滿意足了。
當時和我住A支行集體宿舍的有大約七、八多個單身外地年輕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後談論的主題就是什麼時候能夠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紀輕輕就當了某某“官”，某某人因為老子是什麼“官”就當上了什麼“官”。總之，大家都想當“官”，都想走捷徑，因為當“官”意味著實實在在的財富與權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產信貸科當臨櫃人員，每天和支票、印鑑打交道，科裡的同事都對我還不錯。那時銀行還沒有什麼服務意識，因此銀行工作人員對前來辦理業務的客戶態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這個人待人比較和氣，跟那些客戶打交道時總是輕言細語、面帶微笑，那些客戶都對我挺滿意的。其中有一個福建土木建設公司的老財務人員，在我調走兩年以後在街頭偶然遇見了我，還誇我這個小夥子和氣、耐心。那時科裡每個月都要向客戶發回單，回單櫃因為以前經過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亂不堪了，開回單櫃的時候需要一個一個地試鑰匙。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感到萬分頭痛。
剛參加工作時我還是一個見習生，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只有三百七十七塊六毛六分錢。一九九五年的時候物價已經頗貴，這麼點錢肯定不夠花。但當時想自己已經參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開口要錢，因此就只好節衣縮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個素菜，再自己買點辣椒就著吃；晚上食堂不做飯，我就買了些掛麵，自己在宿舍裡用電爐子煮青菜掛麵吃。當時正值盛夏，我也沒有錢買個電扇和涼鞋，只好每天穿著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樓頂上。抽菸也從在學校裡三塊八一盒的“HOPE”牌，降到了一塊錢一包的“畫苑”牌。
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就用手頭不多的一點錢買了禮物去看望原來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學校裡對我挺好的，但我這個人不喜歡巴結領導，誰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離，因此上大學期間我一次沒去看過系主任。但如今我畢業了，就覺得也該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見到我很是吃驚，又很高興。這是因為，原來在學校裡屁股後面圍著系主任轉的那幾個“好學生”，此時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領導，立刻就把系主任給忘了。其實，社會上充斥了這種過河拆橋的勢利眼，大學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談了好幾個小時，說那些她覺得該來看她的學生一個沒來，而她從來沒想到會來的倒來了，可見世態炎涼。我說，在學校那會兒，我也覺得您對我挺好，但您是領導，我不好巴結；現在不同了，我參加了工作，自己掙了錢，當然第一個就要來看老師。系主任一聽，直誇我有良心。此後幾年，我與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每年春節、五一、中秋三個節日，我都要抽出時間帶上禮品去看望她。其實人家並不稀罕我帶去的那價值幾十塊的水果和糕點，人家看重的是，這個已經不再被她所管的學生所表現出的真正的情誼。
就這樣在A支行幹了三個月以後，G銀行組織了一次分行系統的“金融知識電視競賽”。由於我是剛分來的大學生，就作為我們支行的三個選手之一參加了比賽。我們幾個脫產複習了半個多月，結果參賽時得了個冠軍，因此受到行長的親自接見。有當時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樣子。不過，那時候自己挺窮，沒有件象樣的衣服，連參賽時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賽後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處報到，是“借調”。臨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們圍住我半是開玩笑、半是認真地說，當了官以後別忘了在基層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們哪！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1995～1999） 三、機關生活
一九九五年國慶節以後，我就到分行人事處上班了。我們單位人事處和組織部是合署辦公的，人事處長就是組織部長。人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攤子——幹部科：管幹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職、調動、職稱；組織科：管發展黨員、黨務管理；勞資科：管勞動工資、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