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官維護，靠官謀利，官商合一，各取所需，在晉商中很普遍。能成為顯赫的皇商的，畢竟只是個別，大多數晉商還是透過結交權臣及地方“父母官”，求得庇護，開展“業務”。1921年版《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中說：“考前清定例，凡屬公款在京則存戶部，在省則存藩庫，並無令存票莊之明義。所以儲存票莊者，官場與各莊老闆來往之私人情耳。”那時，結交官場從而獲得巨大的利潤，這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成了普遍的公開的秘密。
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都極力拉攏王公大臣，最著名的，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慈禧太后的親信李蓮英，志誠信結交兩廣總督葉銘琛，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奧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慶親王和奧海關監督不止一家票莊招攬，票莊經理有時與督撫往來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趨，雖調任也與之同行。票莊與官員已到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地步。
曾為晚清“中興名臣”的張之洞在未發達之前，囊中羞澀，買官無銀，在京借債無門之際，求到了協同慶票號門下。協同慶老闆久聞張之洞大名，又從“大內”的“內線”得知，張之洞將有重用，官運會一路亨通，便慷慨答應借銀十萬兩，作為張之洞買官的費用。不久，張之洞果然榮任兩廣總督，他自然不會忘記報答協同慶的大恩，便把兩廣的官方財稅解匯全部交給了協同慶。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協同慶僅僅做兩廣這一筆“大業務”，就賺了上百萬兩銀子，還有什麼業務比做這種官生意更賺銀子呢？與協同慶票號類似，晉商各票號以經營官款為主，其中的秘密，恐怕只有銀子才能說清楚了。
喬家大德通商號經理高鈺很擅長髮官財。由於與當時的高官趙爾巽關係密切，所以，他總能從趙大人處拉來“大宗業務”。趙爾巽調到東北，高鈺追隨到東北拉業務，趙爾巽調回北京，高鈺也同來，趙爾巽後來調到四川，高鈺又跟到了四川拉業務，“大德通”幾乎成了趙爾巽的賬房。趙大人做官離不開大德通的銀子“做本錢”，大德通也靠趙大人手中的權力開展“業務”，獲取更多的銀子，如此雙贏，當然誰也離不開誰了。
高鈺除了拉這種“大宗業務”外，他還有通天的本領。在庚子“國難”之際，他竟能比官府還早就得到“兩宮西狩”的“特大喜訊”，並能把失魂落魄、落難如乞丐的“老佛爺”和“萬歲爺”迎進大德通票號“辦公室”臨時改成的“行宮”，還慷慨地借10萬兩銀子給從不向人伸手的“老佛爺”。身無分文的“老佛爺”除表示感激外，還把隨身帶的“西洋貢品”純金火車頭留下作為抵押，並龍顏大悅，對高鈺的效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兩宮迴鑾”之後創辦大清銀行時，高鈺就被欽命為首任行長。至於“兩宮”對大德通的其他回報，完全可以想像得出。“高總”做官生意做到了極致，在當時很多晉商自愧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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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生意是天下最大的生意（2）
看來，官生意做得越大，獲利也就越豐厚。官場與市場，僅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做市場，是靠滿足社會需求，靠自己的才能發財；做官場，是透過結交官吏為自己謀私。在官本位社會里，做市場得先做官場，因為官場控制、壟斷著市場，只有透過官場才能做市場。
晉商善於做官場，是其長處也是其短處。長處在於，做官場比直接做市場容易很快“做大”、得到庇護，形成優勢；短處在於，官場是最靠不住的。“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變是經常性的。“換湯不換藥”的變，固然可以繼續做“業務”，若舊官場整個被剷除了，那想再做“業務”也就不那麼容易了。要想真正長盛不衰，還得真正去做市場。市場是無限的，善做市場者才會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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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以商附官”的借鑑
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弊，有大利必有大弊。官商勾結，或者以商附官，或者把商變官，給晉商帶來甜頭，減少了交易成本，獲得了官方強有力的庇護。但是它的後果也是災難性的。當武昌炮響，清政府土崩瓦解之後，晉商的靠山轟然坍塌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辛亥革命後晉商衰敗的命運就此註定。
從晉商的歷史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畸形的商業發展圖。這種情況的形成與晉商的個人品質無關，是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積澱而成，他們生長其中，如何能夠脫離封建觀念的藩籬。今天，當我們回頭試圖探尋當代山西富豪的財富軌跡時，也無可避免地，令他們的第一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