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應。儘管包括緊接著的琳達·特里普與保羅·瓊斯在內的一系列與白宮有關的醜聞最終都不了了之，但它們都成了當年媒體最熱門的話題，而德拉吉則是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德拉吉神話開始隱隱出現—一個人引導了整個主流媒體的報道方向。
1998年1月17日，“德拉吉報告”上貼出了一條新聞：“在最後一分鐘，《新聞週刊》槍斃了一篇必將動搖華府政治基礎的故事：一位白宮實習生與美國總統有染！”這則新聞快速傳播，引人震驚，但大部分媒體不作反應。直到星期天晚上，德拉吉終於將那個實習生的名字貼到網上—莫妮卡·萊溫斯基。
德拉吉依然是從一個隱秘的訊息源獲知這一新聞的，同時他還知道那位邁克爾·伊斯科夫在調查凱瑟琳·葦利時就曾提到莫妮卡·萊溫斯基這個名字。而《新聞週刊》因為缺乏更明確的證據，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驚天的新聞。接著，“德拉吉報告”再次貼出這樣的標題：“水門事件，1998”，聲稱已發現克林頓有殘餘的精液留在了萊溫斯基的外衣上，萊將永遠不洗它。
再往後的事實無需陳述。儘管被克林頓輕蔑地稱作是“汙泥（sludge）”，德拉吉還是促還是成了20世紀結束前世界最大的鬧劇：斯塔爾報告、總統彈劾案、公眾對於醜聞的熱衷、還有網際網路新聞業的抬頭……
讓我們回到1998年6月2日。此時的德拉吉已經成為一顆倍受爭議但是絕對耀眼的明星。在NBC的辯論節目中，他被《洛杉磯時報》的資深記者傑克·尼爾森指責為“從未關注事實正確與否的傢伙”；馬文·卡柏，一位哈佛新聞學學者說他根本就是謠言的傳輸帶；線上雜誌“”的傑出編輯邁克爾·金斯利稱之為“橫亙於網際網路與公眾之間的最大麻煩”。但同時，又有一些人堅持認為他是與鮑勃·伍得沃德與卡爾·伯恩斯坦（兩位報道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一樣偉大的記者（就像他自己說的）。福克斯新聞節目在介紹德拉吉出場時講道：“他是一位穩健的揭露者，網際網路告密者，公民記者。每個人都渴望知道他下次說什麼。你們知道他的名字—德拉吉。”
在華盛頓的全國新聞俱樂部裡，面對那些受過哈佛、哥倫比亞這樣的名校訓練的《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與CNN的記者，這位以肆無忌憚著稱的小子講道：“這一代人已經不再依靠閱讀報紙或者看電視來獲取新聞了，他們喜歡電腦螢幕。儘管大多數美國人還不習慣這個傢伙，但我認為網際網路可以讓新聞業重新煥發青春。我的讀者會說他們的意見被主流媒體所控制，這些大機構令人生畏。我覺得自己呈現了另一種可能，在我的網站上，每一項工作都印有我個人的痕跡。我是尋求真理的游擊隊員，我喜歡去那些散發出臭氣的地方。我是個扒糞者……”
公民德拉吉（2）
2000年10月出版的《麥特·德拉吉的傑作》，由德拉吉的一些缺乏組織卻充滿驚慄的媒體批評片段、非連續的日記、無目的的筆記組成，其中貫穿了一股“垮掉一代”的節奏。這本書比較完整地表達了德拉吉的主要想法：一，媒體巨人控制了公眾，他的任務是單槍匹馬地與這些媒體巨人搏鬥，傳達給公眾另一種聲音；二，印刷術死了，電影死了，電視死了，網際網路將取代一切；三，新聞將再不受大機構控制，永遠也不再會，在網際網路上，每個人都是記者；四，媒體無需檢測新聞的正確性，公眾自然會鑑定。
所以，有關德拉吉的爭論已經不僅僅是關乎於一個醜聞記者是否有資格進入新聞界的問題。四個問題尖銳地突顯在其擁護者與反對者面前：
1．新聞業的責任到底是什麼？
2．公眾的趣味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如何？
3．我們的文化傾向是什麼？
4．網際網路代表的新媒體與舊媒體的關係如何？
普利策先生制定了新聞的最初模式，在林肯·斯蒂芬與門肯等人的完善下，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新聞記者必須不顧一切地揭露社會的黑暗，它是一個健康社會的守衛者，是第四權力，是所謂的“扒糞者”。也因此，早期的新聞記者大多未受過正規教育，他們更需要的是敏銳與勇敢。這也是新聞業最重要的原則，媒體是民主社會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它給予公眾知曉權。
如果僅僅從這個層面上說，麥特·德拉吉的確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揭露者，他對於克林頓醜聞的揭露所造成的影響不亞於《華盛頓郵報》對於水門事件的報道。就像他在接受NBC採訪時所說：“當然，我去那些發出臭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