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伊薩克森（Walter Isaacson），
《時代》前任主編
布瑞頓·哈登與亨利·魯斯一點都不迷惘。當他們在1922年2月6日從《巴爾的摩新聞報》辭職時，他們堅信自己一定可以辦成一份“讓大多數美國人更瞭解世界”的雜誌。這對24歲的年輕人像一個異類，因為當時的時髦青年們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著寫作與聽爵士樂，或者乾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時日。23歲的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還要再過幾年才寫出《太陽照常升起》，而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已經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說開始鼓吹“爵士時代的憂傷”，至於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與邁克爾·考利這樣的傢伙還沒有半點成名的跡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舊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樣上過戰場的年輕人對人類文明表現出不屑一顧的神態，他們希望在本能中尋找力量，到巴黎尋找藝術，所以他們迷惘。而對於美國國內那些沒有才氣的年輕人來說，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所帶來的“孤立主義”，讓他們心安理得地躲在國內享受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物質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個商業性無線廣播開播，人們的生活中有了廣播。汽車儘管依然奢侈卻並非遙不可及，紐約的中產階級們開始流行打麻將，阿姆斯特朗的爵士樂時尚且新奇，儘管依然處於“禁酒期”，但還是能找一些。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成熟，黑白幽默片裡的明星們成了新的公眾人物。所以，這些缺乏才氣、沒上過戰場的享樂主義們同樣對未來一片迷惘。
儘管布瑞頓·哈登與亨利·魯斯目標明確、信誓旦旦，但很少有人相信他們的計劃會成功。儘管這兩個從中學到大學一直處於相互競爭狀態中的年輕人在短暫的記者工作中表現出了驚人才華，也儘管他們都畢業於耶魯大學，但是畢竟他們只有24歲。美國已經有了那麼多的媒體，《紐約時報》與約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令人生畏的《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每日都會登出大量新聞，H·L·門肯（H．L．Mencken）的《美國水銀雜誌》、《星期六文學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民族》、《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還有新創辦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它們則提供大量的分析評論。這兩個24歲的年輕人所想像的雜誌的生存空間在哪裡？況且，這是兩個窮小子，創辦雜誌需要一大筆錢。
他們開始了說服別人當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動，並給這本尚未出生的雜誌起了一個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時代》。一些他們認定的潛在投資者收到了這兩個青年充滿豪情的雜誌創刊緣起：
雖然美國新聞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新聞界發展得都好，雖然外國人對美國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紀》、《文學文摘》、《美國展望》等的精良內容讚歎不已，但大部分美國人卻還沒有擁有足夠的資訊，非常無知。這並非是日報的過失，它們刊登了所有的新聞；這也並非是週刊評論的過失，因為它們對新聞也有適當的反應與批評。如果允許一點狡辯，這是人們自己的錯。人們資訊不靈通主要是因為沒有一份適應這個時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費很少時間就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訊息。
《時代》就是這樣一本新聞週刊，其旨趣不在於其涵蓋內容的廣度，它關注的是如何將訊息輸入到讀者的腦海中。
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他們像低階推銷員一樣四處推銷他們的理想，希望能夠籌集創辦雜誌所需的10萬美元資金。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訂戶調查卻給他們以信心，將近7成的被調查者渴望見到這本雜誌。這兩個毛頭小子最終得到了8萬7千美元，70人或出於真心、或者礙於情面成了這本雜誌的股東，其中46個股東來自耶魯大學。
1923年3月3日，紐約街頭的書攤上出現了每本15美分、連封面共32個頁碼的新生雜誌《時代》。第一期的發行情況讓兩個年輕人沮喪。萬冊中只有9000冊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的熱心訂戶在提到付錢時都冷淡了下來，而透過書攤上銷售的5000冊最多隻賣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