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ABC、CNN、FOX電視臺的同行們起立鼓掌—為卡邁津，當然更為自己。
AOL…時代華納公司的傑拉德·萊文開始重拾亨利·魯斯的理想了：“AOL…時代華納不但要為股東負責，同樣也要承擔社會責任。我會為CNN、NY1以及所有的雜誌提供任何所需的資源，為此我將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我已經沒有興趣去聽這些花費會帶來多少利潤。事物已經發生了真正的改變。”在演講結束時，他甚至補充道：“我會堅持使用‘社會責任’這個詞，就像《時代》所做的那樣。”一直對利潤具有強烈追逐欲的《紐約時報》的發行人小阿瑟·蘇茲伯格在廣告收入大幅度下滑時則一再強調：“新聞質量是公司成功與否的關鍵。我們仍將竭盡全力為使用者提供一流的新聞報道。”媒體分析家說，媒體公司為報道這場戰爭（指阿富汗戰爭）至少多花費了5億美元，這還不包括“9·11”事件當天電視網不播出廣告而損失的5億美元。
似乎在轉瞬間，所有的新聞工作者都從戰爭報道中尋找自己的尊嚴感—我們不是小報記者；媒體公司的出版商們則向公眾顯示自己的社會良心—責任感比利潤更重要。拉里·弗林特先生（Larry Flynt），最富盛名的色情出版業鉅子，如今開始狀告美國國防部，因為後者拒絕了《好色客》（Hustler）雜誌派隨軍記者前往阿富汗採訪的申請，而弗林特先生的理由是：“基於長久以來對重大國際及國內問題的關注，我們雜誌要全面而詳實地報道反恐怖戰爭。”
當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成為CNN新任董事局主席時，這位《時代》前主編打算大面積地引入娛樂化新聞，他甚至啟用演員充當新聞主播，以突顯戲劇感。艾薩克森遵循了他在《時代》的成功原則—這個時代的人們不喜歡嚴肅地談論政治，他們需要更花哨的東西。這種潮流在20世紀90年代大行其道，媒體公司的總裁們被華爾街催促著考慮如何開源節流。報道政治與國際事務需要大量的經費支援，但是卻只能吸引喜歡嚴肅思考的小眾，而以時尚、緋聞、明星為主題的軟性娛樂化新聞卻吸引了大量的觀眾，並且投入相對較低。
在柏林牆倒塌、前蘇聯解體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公眾似乎第一次感受到從核冷戰陰影下解脫出來的暢快甚至自滿。從前，他們關心國際事務是因為他們的世界隨時可能陷入毀滅的危險，關心世界就是關心自己。所以，他們關注美蘇爭霸，關注古巴危機、越南戰爭、星球大戰計劃，也因此出現了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這樣富有責任感的新聞主播。但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似乎沒什麼值得關心的世界事務了，海灣戰爭、波斯尼亞戰爭，那不過是自滿的90年代的一個迅速被遺忘的插曲罷了，公眾喜歡看到喜劇與鬧劇。即使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的辯論中，“恐怖主義”也只被提及過兩次。
20世紀90年代也是媒體公司併購的年代，越來越龐雜的公司結構使得原來的新聞機構失去了曾經的影響力。上市的媒體公司是被華爾街而非新聞人主宰的，在利潤與新聞質量之間，他們毫無疑問地選擇前者。當花費巨資獲得的硬新聞並沒有比肥皂劇與花邊新聞贏得更高的收視率時，那麼它們就理應被壓縮。
媒體經營者與公眾共同主導了瑣碎而庸俗的20世紀90年代的新聞界，它由跟蹤戴安娜王妃的“帕帕拉奇”（狗仔隊）、斯塔爾報告、O·J·辛普森案件、古巴小男孩埃連的命運、《倖存者》和《誰嫁給百萬富翁》遊戲、肥皂劇《性與城市》共同構成。他們將對私人生活的窺探幾近無恥地美化成“它不是一個緋聞故事，它關係到我們的政府是被什麼樣的人所運轉。”
在1988年，三大電視網平均每年播出2000分鐘的國際新聞；到了2000年，這個數字下降到1200分鐘。在2001年9月11日前，每天只有9％的時間留給國際新聞。而非FOX新聞臺的主導的娛樂化新聞（infotainment）成了主導。CBS最令人尊敬的新聞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沃爾特·克朗凱特的傳人）批評道，國際新聞正在“變得好萊塢化與輕佻化”。為了所謂的收視率，主持人把自己變成Talk Show演員。媒體經營者稱，人們總是關注自己身邊的事情。
悲劇發生後，他們才開始發現自己錯得多麼厲害。除了聲譽卓絕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它們分別保持了26家、22家分社的規模），所有媒體機構都意識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