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蘇聯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由於農產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生產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採取的報復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產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迫使價格上漲。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隨意使城市居民捱餓。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劃委員會 1924年，列寧去世，於是，關於用什麼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繫在一起。在布林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餘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於發展工業。這一計劃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透過全面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採納了第二派的有計劃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劃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由於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採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劃的實現。
這些計劃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於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劃。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劃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劃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劃。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制定最後的計劃。這些五年計劃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劃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 斯大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劃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燬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佈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透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併到 242400個集體農莊和 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由農民共同耕種，到年底時農民根據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備的技能分紅。每個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屋、傢俱。少量的牲畜、農具、數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圍一個0．25至2．5英畝的菜園。在這菜園裡，各家可以種自己想種的東西，所得的產品可以由自己消費，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鎮的公開市場上去出售。相反，集體耕田裡的產品則以低價賣給政府、工業企業和自治市。政府雖然未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還規定了每個集體農莊應生產什麼、應由誰當管理人。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有兩點不同：它們的工人象工廠裡的工人一樣拿固定工資，它們土地的面積比集體農莊大得多——1938年時大約大五倍。國營農場主要是用來作為周圍集體農莊的實驗性農場，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