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例項。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兒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後，他投身於為自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鬥爭，成為甘地的追隨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於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將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後來，尼赫魯與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絕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於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瞭解簡樸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種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褻瀆我的良知。”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個人競爭和學說上的爭論而分裂的國大黨，也還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臺，並說服國大黨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幾個月後，英國工黨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新內閣。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黨以往一直批評保守黨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採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並沒有實現；事實證明， 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府在鎮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