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有關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傳統思想提出疑問。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靈但卻毫無作用之後將病人治好。因此，人們不再指望靠傳統的宗教來應付一切緊急情況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儘管大多數非洲人仍堅持他們過去的信仰，但傳統的宗教不再象以前那樣是一種使非洲人的整個生活方式結成一體的有效的接合劑。
政治影響 歐洲的印記在政治領域如同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一樣顯著。首先，各殖民地的邊界必須確定下來（其結果完全取決於歐洲的勢力平衡）。當地的土著居民並不關心這些邊界，因此，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處在兩個甚至三個歐洲列強的統治之下。例如，在索馬利亞，一些人由法國人統治，另一些人由英國人統治，還有一些人歸義大利人統治，少數人甚至發現自己處在衣索比亞國內。
一旦邊界確定下來，組織管理體系的問題便隨之而來。歐洲各國政府沒有足夠的人力去直接統治遼闊的非洲大陸上的所有民族，因此，他們採取了各種形式的間接統治；允許部族酋長保留某種權力，透過他們進行管理。通常，英國人給酋長的迴旋餘地比法國人所給予的要大，但即便這樣，法國人也不能控制一切，因為他們的非洲領地太大，而他們所能配給的官員非常有限。
從表面上看，非洲人仍保留了他們傳統的政治制度。他們仍有自己的長者議會、自己的法律、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酋長。但實際上，這種政治機構已遭破壞。當地的歐洲行政官員能任免酋長；酋長的決定不再具有法律的力量，因為部族成員可以越過他們的首領向歐洲官員反映情況，而歐洲官員的話才是決定性的。有位殖民地官員曾談到他是如何治理所轄地區的，他的下面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酋長權力被剝奪的程度：
1917年年中，我到達“坦噶尼喀”一個偏僻的、無人管理的地區……奉命至少建立一個基本的民政權力機構。我手下有幾個僕人、一位非洲軍人和數名貨物搬運工，攜帶著大約20套警察制服、步槍及少量彈藥。到達選定地點即一個傳教站之後，我把當地酋長召來，向他們說明我就是政府，並問他們是否願意為我提供 20個人當警察，是否願意注意到：從現在起，人們不得殺害他們的妻子和生牙次序不吉利的孩子；酋長如果未曾與我商量，也不得向其部族開戰。事實上，他們必須放棄許多習以為常的、常常令人愉快的東西。
或許，歐洲人的統治所引起的經濟變化和文化變化是破壞傳統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的因素。過去，人們常常認為酋長的權力是部族之神賜給的，因此他們的宗教領導權加強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很明顯，在人民政信一個新宗教的地方，或者在他們對過去的信仰發生動搖的地方，酋長的宗教領導權和政治權力都被削弱了。同樣，那些因在城市或礦山工作而掙得錢財的人獲得了地位和獨立，而這是他們繼續呆在村莊裡所得不到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新富起來的人實際上比過去的酋長更有威信和權力。
對傳統的部族當權者的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來自非洲人中受過西方教育的一個階層；這一階層在幾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往往不僅向當地酋長挑戰，而且向歐洲官員挑戰。他們通常是最先提出允許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參與國家管理這一要求的人。這些人是最早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為今天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打下了基礎。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在西方學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應適用於歐洲而不應適用於非洲。他們在受僱於政府和私人時經常遭到歧視，這一點也驅使他們發動政治運動。通常，他們只能是歐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職員，或者殖民地行政機構中職位很低的官員。此外，他們無法明白為什麼他們在獲得所需的教育和經驗之後，僅僅因為自己的面板是黑的而仍應被置於從屬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會喚起民族主義，就因為它強調了個人的判斷力和主動性。安哥拉一家雜誌的作者闡明瞭這一點：“告訴一個人他能隨意解釋《聖經》，就是向他暗示一種過分的自治權，使他變成反叛者。……一個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傾向於——並不是說積極投身於——反抗文明的民族。”
正是種種力量的結合，驅使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去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領導權。1914年以前，他們並不要求完全的獨立，但堅持要更多地參與政治，從而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義運動準備了條件。
五、結論
上述概況表明，在許多方面，歐洲給非洲留下的印記比給歐亞大陸留下的要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