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主義的不斷增長的力量和戰鬥精神也使穆斯林驚恐，尤其是從一些最熱情的印度教愛國者稱穆斯林為“外國人”以後。為了自衛，穆斯林組織了穆斯林聯盟，它同印度國大黨一樣，每年舉行大會。英國人自然歡迎和支援穆斯林聯盟作為反對國大黨的一個平衡力。但是，穆斯林聯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於英國人的詭計，而是由於許多民族主義領袖如提拉克把他們的運動建立在復興印度教的基礎上的錯誤。例如，母牛保護會的組成無疑幫助了民族主義運動，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遠，因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對他們在一個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憂懼。
其時，恐怖主義傳播開來，甚至“溫和派”也愈益不滿起來，這種情況使英國政府確信作某種讓步是必需的。因此，1909年，印度事務大臣莫利勳爵和總督明託勳爵提出了所謂的莫利…明託改革方案。這些方案規定，在很高的財產資格、收入資格或教育資格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為數極少的一群印度選民應該選舉省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多數成員，並應該選舉印度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少數成員。在立法會議中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著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當大的重壓。例如，要成為一個有選舉權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盧比時須交納所得稅，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00盧比時才交納所得稅。此外，甚至在民選議員佔多數的地方，如在省議會中，英國政府能夠並準備著制服任何反對。因而，這些改革的目的決不是引進責任政府制。相反，它們的意圖是允許存在代議制政府的一個成分，而把全部權力和最後決定留在英國人手中。莫利本人在上議院的辯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闡述：
如果能夠說改革的這一重要章節是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一種議會體制在印度的建立，那麼至少我，會與這件事毫無關係。
在論及這一類的體制時，有三種人我們必須加以考察。極端派懷有某一天他們將把我們趕出印度的無法實現的夢想。……第二種人不抱有這類希望，但期望獲得殖民地種類和殖民地式樣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種人所要求的僅僅是獲准享有我們管理下的合作。
我認為，改革的作用在於改革以來、現在和將來都會使希望獲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種人投入到滿足於獲准享有正當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種人中間去。
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復對國大黨的控制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透過了一項表示“對改革計劃深深地、普遍地滿意”的決議。1911年，他們得到進一步的安撫，因為這年英國人又作了另外幾個讓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釋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筆教育專款。因而，雖然個別的恐怖主義行動仍偶爾發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間是比較平靜的。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民族主義運動基本上僅限於知識分子中間。誠然，國大黨在它於1885年建立之後的25年中已有了顯著發展。它的全體成員來自英屬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況下來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數城市。不過，事實仍舊是，它幾乎只是律師、記者、教師和商人的中產階級運動。這些人更熟悉的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查爾斯？達爾文，而不是他們在鄉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滿和願望。很自然，在民族主義領袖和未受教育的農民之間沒有什麼友好關係。這一鴻溝繼續存在到戰後時期才由莫漢達斯？甘地越過。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意識到其人民的實質上的宗教觀點，他宣傳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觀念，而是他已給了它們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見第二十一章第五節）。
七、結論
西方對印度的影響全然不同於它對俄國或中東的影響。在俄國的情況下，西方施加了決定性的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但是，俄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強大的、獨立的。另一方面，近東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過，由於戰略上的原因，奧斯曼帝國設法將它的獨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被英國徹底地征服。英國的統治在孟加拉維持了差不多二個世紀，在旁遮普維持了一個多世紀。因而，西方對印度的影響比對其他地區的影響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沒有挑揀歐洲文明中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權。他們不喜歡的某些東西被強加於他們，而他們讚賞的、希望採納的另外一些東西則被拒絕給予他們。
在西方的軍事技術方面可找到一個例子；印度人同俄國人、土耳其人、中國人及日本人一樣，很想學習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