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時，還經自由黨提名當選為下議院議員。挪羅齊強調了印度的財富外流到英國這一情況，設法任命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去調查英屬印度的財政管理。另一個傑出的領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為擔任法官而被取消進入政界的資格，所以，他傾全力於社會、經濟改革。在仔細研究了印度的問題之後，他下結論說，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國的贊助下達到迅速的工業化，他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萊（1866—1915年），他也主要對經濟問題感興趣。作為立法會議的成員，他提出了“沒有代表席位就不納稅”的口號，他每年關於帝國預算的演說迫使當局多次減稅和進行財政改革。
所有這些人在他們接受英國的統治、僅僅試圖獲得某些讓步的意義上說，都是“溫和派”。因此，他們進行合作，支援於1885年建立的印度國民大會黨。這一團體所提出的目標是要為“印度仍然完全不適於任何形式的代議制機構這一主張”提供“一個無可辯駁的回答”。但是，這種對議會制政體的渴望決不是與對英國的真心實意的忠誠不相容的。曾三次擔任國大黨主席的挪羅齊在一次主席致辭中宣佈：
喂，那麼，我們這次開會的宗旨是什麼呢？……我簡單地提個問題：這個大會是進行煽動、促成反對英國政府的叛亂的場所（眾人喊道：“不對，不對。”），還是英國政府的穩定的基礎中的另一塊鋪石呢（眾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個回答，你們已經給了。……讓我們家男子漢一樣直言不諱，宣佈我們忠於脊骨（歡呼聲），宣佈我們瞭解英國的統治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宣佈我們充分地意識到英國所給予我們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斷地湧向我們，使我們從黑暗轉入光明，並教給我們以新的一課：國王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王而存在。這新的一課，我們是僅僅靠自由的英國文明之光、在亞洲專利主人的黑暗中學到的（響亮的歡呼聲）。
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是大不列顛的讚賞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後，這些“溫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領導的極端派的挑戰。提拉克是一個鬥志昂揚的戰鬥者，試圖把民族主義事業從上層階級的運動改變為人民群眾的運動。這一點解釋了他對印度教的許多社會習俗的武斷的支援，他甚至於組織了一個母牛保護會和支援童婚。但同時，他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工會組織的自由、平民軍隊的創立、普選權以及沒有性別差別的自由的義務教育而奮鬥。提拉克是個才華橫溢的演說家和報刊編輯，使他的報紙《獅報》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強有力的機構。他以諸如“教育、鼓動、組織”、“好戰，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將得到它”之類的口號在全國贏得追隨者。
19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饑荒和瘟疫促使不滿情緒增長；這一點幫助了提拉克的改革運動。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激起印度的戰鬥精神。後一個事件特別振奮人心，被看作是對西方佔優勢這一斷言的一個實際的、明顯的駁斥。此時，印度政府於19O5年透過了一條法令，把孟加拉劃分成兩個省：擁有1800萬穆斯林和1200萬印度教徒的新的東孟加拉與擁有4200萬印度教徒和1200萬穆斯林的剩餘的孟加拉。政府的公開聲稱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為原先的省太大了，恆河以東的地區已被忽視。但是，對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似乎是，英國人透過把孟加拉劃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別佔優勢的兩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這一問題使全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團結起來。他們以口號“自治”即英帝國範圍以內的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來十分有效地與政府作鬥爭。大批的學生擔任商店的糾察，婦女們首次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出現在糾察的行列裡。由於孟加拉問題所激起的強烈感情，激進派能控制印度國大黨1906年的大會，能獲得贊成“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的多數投票。有些民族主義者更進一步，學習愛爾蘭和俄國的地下組織的榜樣和方法，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僅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間，就發生168起暴行，奪去了61人的生命。
這一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賽義德？艾哈邁德殲爵士的領導下，穆斯林多半置身於印度國大黨之外。他們預見到，如果國大黨的實現代議制政體的要求得到滿足，穆斯林就會作為永久的少數派而遭受惡果。印度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