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向，正是人類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們代表著文明，代表著希望。
儘管他們的目標高高掛在天上。
就在這濃濃的儒學氛圍裡，北魏王朝從馬背上翻身下來，如沉醉於薰風那樣，從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驁，慢慢滋生溫柔。
一雙雙彎弓握劍的毛茸茸大手漸漸低垂，皸裂而寬大的手掌漸漸脫去老繭，漸漸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覺挑起……昔日讓敵人聞風喪膽的北魏軍團，翱翔在北方的無敵雄鷹，就這麼在儒學的薰陶下變得溫和慵懶，骨軟筋柔。
當然不可避免的，在肉體和精神上都變得軟弱！
而背後，正像開疆拓土時的北魏那麼矯健的柔然、突厥，血紅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這片變得溫情脈脈的大地。他們才不唸叨什麼仁義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礪著刀箭，在大漠、在草原無日無夜地操練著武功。剛飲過馬血的嘴角對著北魏巍峨的宮闕流露出譏諷而殘酷的冷笑。
甚至輪不到他們發難：即使是北魏內部，那些在漢化中遭受冷遇，見到方塊字就咬牙切齒的武將早就不耐煩了，日日夜夜地在陰森森的密室裡用鮮卑語重新召喚著野性。
就算是同樣的健壯，同樣的敏捷，同樣的訓練有素，交戰雙方中如果有誰對人生、對文化、對命運有了感悟，並常常為此深思，那他必定會敗給全部精力集中於武器和目標的對手——
他的動作將會因為他的思想而遲緩沉重，他的鋒刃也會為此而遊離鈍軟。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裡，儒學可以說是四海一家時建立太平盛世的綱領，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長治久安的維繫。
但在兵連禍結的亂世，在慘烈的廝殺爭奪中，卻簡直無異於一劑藥效強大的麻醉劑。
元宏最大的錯誤就是他看得太遠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時候用漢家的儒學削弱了自己原本強壯的身體——他的漢化實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隻急劇生長的龍蝦，再需要換殼，也先得戰勝身邊的敵人，掃清四周之後。否則為了那個更舒展更寬裕、可以進一步壯大的新殼，而早早在危機四伏的戰場上蛻下舊殼，露出毫無抵抗能力的誘人嫩肉，結果必定是成為仍舊披著堅硬老殼的對手的一頓美餐。
何況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們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們實在無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這個危險的換殼過程不得不進行得分外的漫長、艱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醜陋，乃至畸形。
但總得有人走這第一步，做這第一個犧牲。
元宏之後，漢化，明裡暗裡繼續進行。加入的民族越來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個戰場的鬥士都引向了璀璨的華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學的作用這才漸漸凸顯……
亂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這道理其實很早就有人明白。
戰國時趙武靈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頂著舉國反對的壓力，他命令臣民脫下象徵華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換上小袖短衣，紮緊腰帶，下了戰車，拿上弓箭踩著皮靴跨上駿馬，用當時被所有人認為落後可笑的胡服訓練出一支強悍的騎兵。成果是小小趙國的戰鬥力從此在眾國中數一數二。如果不是後來君王昏庸，用了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以至長平慘敗元氣大傷，秦國的統一程序還得大大拖延。
孝文帝、趙武靈王，這兩個諡號真正是貼切極了：一文一武，兩個字輕輕涵蓋了兩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漢化（4）
在西方，對於文明與武力在統治中作用的孰輕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題。
早在古希臘，斯巴達和雅典就進行了多年的實踐嘗試。
斯巴達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歲就得進入軍營，光頭赤腳，布衣草蓆，嚴格軍事訓練，定期鞭抽棒打以練耐受力，直到60歲。他們十分排斥文藝，只要求人們能讀會寫，討厭誇誇其談。而雅典卻盛行文學哲學，人人言辭華麗，談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詩人、哲學家，創造了輝煌的文明。
當他們的軌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時，文輸給了武：伯羅奔尼撒戰爭打了幾十年，最終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落下了幃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有人說他們是兩敗俱傷：
也是僅僅過了幾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軍隊，馬其頓，征服了整個希臘。
造化總是無情的，它總在蠻荒源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