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餘撥充償付整理內債的基金。１９２３ 年 ９ 月，外交團以遵守條約為藉口向孫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奪取當地海關收入，列強就要用武力進行幹
預。作為警告，是年 １２ 月他們派遣 ２３ 艘炮艦駛入廣州水域。
在這段時間裡，資產階級總是在思考他們當前所負責任的代價；上海和
天津的商會和金融團體請求孫逸仙不要危害他們的利益：“我公手創共和……
素以恤商為宗旨，務懇保全關稅，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損失”。①
雖然孫逸仙強調，內債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廣州不承認它的合法性，
銀行家們卻不願捲入政治爭論：“當時南方政府承認與否，以及北京政府發
② 《為外人干預護路事致符領袖公使函》，《上海總商會月報》，3。9（1923 年 9 月），《會務記載》欄。
③ （蔡）和森：《商人感覺到外國帝國主義助長中國內亂的第一聲》，《嚮導週報》，44（1923 年 10 月
27 日），第 333 頁。
① 《銀行界請孫文維持內債基金》，《銀行月刊》，3。12（1923 年 12 月），《銀行界訊息匯聞》欄。
行該項公債時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過問。關餘既系整理公債基金之重要部
分，無論何方，稍涉牽動，人民血本所關，均不能予以承認”。
孫逸仙的共產黨盟友站出來幫他說話。他們為他的政策辯護，力圖提高
爭論的層次以開導資產階級，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並將未來
發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對比：“孫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關稅主
權……此項政策不僅無絲毫損害商界銀行界的意義，而且是專為國家的主權
和中流階級的利益設定的……可憐的中國商人和銀行家及一部分新聞記者，
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關心與常識”。①
但是中國商人卻寧願向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爵士呼籲，請他“維護公共
信用”。②
如果說臨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極限，那麼關餘事件則表明了資產階
級民族主義的限度。在這一事件中，孫逸仙遭到強大的現代資產階級——租
界裡的商人和銀行家——的反對，他們是政府債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傳統
的城市精英們的敵對情緒也同樣強烈，在幾個月以後的廣州商團衝突中達到
了頂點。
孫逸仙在 １９２２ 年被驅逐出廣州，次年初，在雲南和廣西僱傭軍的幫助下
返回。這時他所建立的軍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護他但同時也無休無止
地向他要錢的將領們。出於財政上的需要，孫逸仙設法與廣州商會談判貸款
１００ 萬元。他徵收許多附加稅；允許重開賭場，將賺得的錢交給他的僱傭軍；
還掠奪祠堂和幾處維持宗教或地方團體的“公共”產業，以及被他“國有化”
了的一些私營企業。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內增加了三倍，在 １９２３ 年達到 ９００
萬元。但是這種程度的剝削使全市每一個債權人和所有曾經在辛亥革命時期
給予過他寶貴支援的富有的廣東海外華僑，群起而反對他本人、他的政府和
他的僱傭軍。他們感到，自從孫逸仙返回廣東以來，土匪和遊民就像螞蟻一
般地蜂擁而至。怎麼還能希望任何人會為祖國的工業發展而投資呢？“他還
不如把錢扔到太平洋裡”。①
孫逸仙和當地資產階級間的緊張關係繼續加劇。１９２４ 年，商人和經紀人
拒絕接受當局發行的期票，日益頻繁地舉行罷市，並呼籲商團給予支援。
在商會的建議下產生或者復活的商團，在廣州迅速發展。１９２３ 年末商團
有 １３０００ 餘人。其經費由各個企業負擔，有的企業供養民兵 ３０ 餘人。②這一
民團網路遍佈廣東省百餘個城市。１９２４ 年 ６ 月，所有這些“志願兵”結合成
一個省商團，由滙豐銀行買辦、廣州商會會長的兄弟陳廉伯指揮。陳廉伯把
這一運動與保護當地利益聯絡在一起：“內地交通常被阻絕，貿易屢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