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倡利用小說作為一種有效的動人感情的媒介，從而宣傳他的社會－政治思
想。年輕的周樹人（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兩人也是先驅，１９１１ 年以前當他們
在日本的時候，就想利用文學作為醫治中國民眾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
①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 年 9 月），第 7 頁。
② 同上書，第 1 — 2 頁。
① 見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 章。
效地開展新的白話“雅文化”文學的卻是新文化運動。不過，如果說新文化
把小說這種體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這一點，在極大程度上是由
於把小說和小說應“為生活服務”的看法結合了起來。中國的新文學從一開
始就達到這樣的程度，基本上傾向於文學應為社會道德目標服務的看法。當
然，這個總傾向並不妨礙一些偉大的作家熱中於純文學事業，但總的目標仍
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等人，表面上採用“為藝術而藝術”
的口號，也對一些並非純屬藝術的事情深感興趣。①如我們所瞭解的，要擺脫
壓抑人的傳統生活結構的浪漫主義，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就出現了，即使在那時，
它也是既和探究個人人生的意義有關，同樣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調有關。在
１９１１ 年以後的那個時期，當政治救亡的希望戲劇性地破滅時，在人們很快失
去國家和個人兩方面的傳統價值信念的社會里，年輕知識分子對個人人生意
義的關注成了新文化的一個因素。在某種意義上，“個人主義”就其自由主
義和浪漫主義兩方面的含義說，似乎這時對個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響；對
於先驅者一代，這樣說無疑是不正確的，先驅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適地生活在
傳統的儒家家族準則的限度之內。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對個人主義的關注因
而似乎並不完全有助於社會－政治目標。載於胡適主編的《新青年》的易卜生
專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譯文，是這種關注的標誌。“創造社”浪漫主
義的作家們著迷地熱中於他們不能滿足的情感上的渴求，這也決不是對“為
藝術而藝術”的關注。用李歐梵的話說，“法國象徵主義者的看法是，藝術
不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藝術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廈，與此相去
甚遠，成（仿吾）的論點指向另一個方向”，②指向壓倒一切的對生活的關注，
不管這種關注表現為郁達夫感傷的自我放縱還是表現為郭沫若飄然的自我陶
醉。
另一個與新文化運動有明顯聯絡的發展，可以叫做對傳統遺產的“更高
層次的批判”，以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為代表。
關於各種傳統和經典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的爭執是中國思想長期以來的一
個特點。清代考據學派的傑出訓詁學者們促進了對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盡
管他們的工作是否具有懷疑主義的－反傳統觀念的含義很值得懷疑，而 ２０ 世
紀推崇他們的人則認為他們的工作具有這種含義。康有為——他決不是一個
批判性學者——在 ２０ 世紀初曾試圖利用對某些古文經典的系統性抨擊來支
持他自己的今文經學看法。
和康有為的學術活動一樣，胡適所說的“整理國故”運動也具有深刻的
意識形態動機。用勞倫斯？施奈德的話說，“科學”方法可以被用來“削弱
傳統史學和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