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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負擔，使人們幾乎不能致力於新的思潮。的確，戰爭的壓
力甚至使那些最不關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從事政治活動，梁漱溟也成了民
盟的一個創辦人。然而，這種政治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即從整體上看，
知識分子階層有一種“自由主義”傾向，儘管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就他們某
些基本信念來說，決不是自由主義者。在本世紀上半葉整個期間，無論是禍
是福，知識分子階層已經獲得了作為獨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
一種自主意識。“學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禮。他們已習慣於自由交流思
想。在響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統治精英的要求時，他們常常要堅持民權的
立場。１９４５ 年以後，在內戰時期兩極分化的社會中，大部分知識分子被吸引
到了共產主義一邊。不過隨後的事件表明，這種“自由主義”的傾向仍將是
一個問題。
４０ 年代的另一個重要發展，當然是延安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很清楚，
他論述的問題中有許多便是這一時期整個思想爭論的一個部分；這一點也不
貶低毛澤東的政治天才。毛澤東考慮的問題，在他之前也有人考慮過。
知識分子在本世紀上半葉提出的所有問題，１９４９ 年以後是否都解決了
呢？至少就我們所處的這段時間來說，有些問題無疑已經解決。政治權力有
力的中心已經建立（有些人會說過於有力了）。儘管常有政治運動，但法律
和秩序已經重新建立起來。相對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經濟極為落後的情況下已
得以實現。民族主義的強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滿足。公共衛生有了進步，婦女
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義”有何要求，上面論及的許多基本“問題”
依然存在。中國與其文化傳統的未來的關係將是怎樣的？如果目標就是實現
“現代化”，那麼能否迴避嚴復和丁文江想象的“專家治國”的道路？官僚
主義和權力的問題是否已經得到解決？文學、藝術以及個人生活的目的如
何？和我們所有其餘的人一樣，中國人必須探索走向未來之路。
第 ９ 章 文學的趨勢Ⅰ：對現代性的追求 １８９５—１９２７ 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關於現代中國文學的簡論中，描述了一種籠罩 ２０ 世紀
前半期整個文學創作的“道德義務”。夏教授指出：“中國文學的這一現代
階段的特徵”，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對為害中華民族，使其不能自強或不能
改變其固有的不人道行為的精神疾病的關注”。這種“愛國熱忱”激勵這一
時期所有的主要作家，並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時也導致了“某種愛國主義
的地方主義”：“中國作家們把中國的情況看作是中國所特有的，和其他國
家都不一樣”。①正是這種擺脫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國作家在力圖解釋他們所處
環境的社會－政治混亂狀況時，關心作品的內容甚於關心其形式，特別強調“現
實主義”。因此，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就避不開中國的現代歷史，並且除
了適當注意文學本身的特點以外，歷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擺脫不了的中國情”這一主題至少包括三個主要
的方面，它們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第一，從道德的觀點
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受精神疾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