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迫的問題，首先導致人們對於促成西方民族－國家優勢的一切技術、制度、
體系和思想進行廣泛的研究。復興中國使之成為社會－政治統一體，這至少在
短期內一直是進步的主要目標。
不過發展進化觀念本身還有超出這個目標的意義。嚴復在西方認識到的
不僅僅是西方實現了人類難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這一事實，而且認識到中國
也可以趕上前去。他所獲得的是宇宙發展進化觀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順應宇
宙進化程序的無比能量而得到了發展，這是一種普遍的程序，也必定以某種
方式在中國起作用。
這種非人格力量和不受個人操縱的歷史形態觀念本身在中國並不是新
的。歷史常常被描述為宇宙－社會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執行，人
對於它的控制極其有限。實際上，邵雍、章學誠等表述的中國思想的一個組
成部分，便是這樣的歷史模式。從總體看，這不是中國思想中較為樂觀的一
種傾向，因為它往往強調歷史命運強加給人類希望的種種約束。１９ 世紀的西
方發展進化論和歷史主義學說的新意，不在於那種關於歷史的非人格力量的
觀念，而在於非人格力量必然趨向於對人類希望起促進作用的觀念。這種觀
念本身——完全撇開力學上有關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為和嚴復思想一
致之所在，儘管前者仍使用傳統術語，而後者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措詞。
這種觀念在否定方面的含義，就是把古老的儒家傳統制度歷史地、相對
地加以考慮。帝制、科舉制、官僚政治和人倫禮儀的古老結構，過去似乎是
一種永恆制度的組成部分（即使是在這種制度所起的實際作用受到嚴厲批評
的時候），現在其地位卻因時而異。的確，嚴復、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本世紀
頭 １０ 年中始終仍是帝制擁護者，但這時是把帝制當作一種手段。中國的民眾
對共和制還毫無準備。不過，正是他們一舉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種正在消逝的
人類制度這種低下的地位。
人們這時看到的是一種擺脫當時一切結構的激進意識——譚嗣同生動的
說法是“沖決羅網”。根據這樣的水平，我們看到的有點像是對歷史的激進
的批判。在西方一往無前的歷史力量為什麼在中國卻無能為力呢？就康有為
來說，孔子的真正教導已被千百年來的古文經學歪曲。就嚴復來說，聖人賢
君幾乎是一貫地壓抑民眾的創造力。這些解釋似乎都很難與發展進化的決定
論學說協調一致。它們似乎暗示自覺意志的力量能夠阻礙進化的力量。事實
上，這個論題已經預示了後來在新文化運動的著作中和庸俗馬克思主義者的
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種不加掩飾的觀點，即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是一種精心
設計的壓制發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這些學說怎樣自相矛盾，人們這時
都希望進化的力量或歷史的力量最終將沖決一切往昔的結構、障礙和消極的
壓抑人的命令主義。在所有這些學說中，我們感覺到一種反結構主義的普遍
情緒——寧願以能量和超越的無形力量的連續統一體而不是以永恆的秩序和
結構來想象實體。
我們這裡談的是儒家的傳統體系，而不是過去的全部傳統，因為事實上
１９１１ 年以前的那一代人還沒有對那個傳統實行“全盤”抵制。他們深深地沉
浸於這種文化，深刻了解這種文化的多樣性和其內在的種種衝突。為了找到
和西方對應的中國觀念，他們也常常援引可供選擇的其他傳統，其動機很可
能是需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如李文遜所表明的，這時“有價值的”事物已
不再和歷史相稱了。①不過，１９ 世紀末（甚至在此以前）大乘佛教哲學②和“達
觀的”道家學說的復興不能完全這樣去考慮。事實上，佛教和道家學說是從
超越所有形式和結構的超驗領域這一角度形成一種觀點，認為儒家的永恆結
構概念是相對的，從而貶低其價值。
過去，這種超越觀點在任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