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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特別是沉重的剝削和對經濟發展的刺激之間的對比問題，依然需要多
加討論。①
中國條約口岸和東南亞國際貿易之間的密切關係尚未被充分探討。除了
東印度公司的成員在倫敦和廣州之間經營的大宗商品貿易外，歐洲人，開始
時甚至美國人，對遠東的貿易是透過印度洋進行的，並與在東南亞早已紮下
根來的當地的、阿拉伯的、印度的和中國的商業混在一起。來自塞勒姆或費
城的早期美國商人可能在往返於澳門和廣州的途中，訪問了檳榔嶼、本柯侖、
阿欽、新加坡、巴達維亞或馬尼拉。英屬東印度和帕西的鴉片批發商用東印
度公司的產品供應東南亞以及中國。
１９ 世紀的華僑社群，是由西方貿易以及中國的和當地的貿易（包括 １９
世紀中葉的中外“苦力貿易”）建立起來的。如同進口鴉片那樣，出口成艙
的契約勞工要求中國和西方的私人合作，最後引起了官方的共同控制。但是
在中國沿海的海上貿易中，這種船運是在晚期才增加的。
我們知道寧波商人從東北買大豆的沿海貿易以及與琉球島國（沖繩）進
行納貢貿易（它掩蓋了中國與日本的交易）的一些情況。中國人從福建諸港
口（特別是從廈門）與南洋（即現在所稱的東南亞的整個地區）進行的貿易，
總的說超過了廣州的這種貿易。另外在擴大的納貢關係框架之中的廣州進口
暹羅大米的業務，在 １８ 世紀已經成為大宗商品貿易，它與經廣州用英屬東印
度公司的船運往倫敦的茶、絲出口貿易一樣重要。①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在官僚控制基本上鞭長莫及的海上貿易中的中國企
業家精神。清朝的命令在海外並無效力。海上航行的危險性、在海外必須與
之打交道的異邦民族、高度的個人風險和缺乏官方保護，這些情況都與西方
海上商人面臨的條件十分相似。但是，在西方國家發展海軍力量、海軍基地
和海上帝國以保護它們的商人的地方，中國人只能依靠他們自己在外國港口
中的社群的團結，並且常常得到最壞的結果。他們在馬尼拉和其他地方被屠
殺，但常常默默地堅持生存下去。但是他們具有的從商精神，與西方在亞洲
的冒險家和有企業家精神的行政長官一樣強烈。有人提出，儒家傳給了中國
的學者一種內在的張力，它與推動清教徒的張力一樣強而有力。②可以設想，
中國商人在謀求成就時，有一股可與之相比的衝勁。
或者是這種謀求成就的衝勁，或者是他們聞名的投機衝動，使中國的商
人成為條約口岸貿易的主要活動者。早期的新型西方貿易的買辦－經理，來自
廣州－澳門講洋涇浜英語的環境。但是上海的發展是以來自寧波的浙江商人－
銀行家為先驅，寧波是與東北沿海貿易的南部停泊港。在 １８６０ 年中國最終對
外開放後不久，像怡和洋行那樣的大商號，發現沒有派非常年輕的蘇格蘭人
到較小的商埠去擔任商號職員的必要，因為它們的廣州或寧波買辦完全能單
① 這個問題在侯繼明的《1840—1937 年中國的外國投資和經濟發展》中提出。書中有一大批文獻資料。
① 在與施堅雅的啟發人的開拓性著作《泰國的中國社會：一部分析性的歷史》（1957 年）作比較時，1977
年出版的薩拉辛？維拉福爾的《納貢和利潤：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