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成了慕綏新的“二傳手”。
她說：“有的人直接找慕綏新的機會沒有，他就得透過我。有的一開始找到慕，慕比較忙，有官腔的時候，他不死心，千方百計地說服我，讓我幫他說一說。”
她一說，一般都能成功。有些事情雖然不是慕綏新的初衷，不想辦的，但二人的利益畢竟是一致的，還是得給辦。如果說老慕在以權謀私方面還多少有點分寸，有點原則性的話，那麼這分寸、這原則性也讓賈桂娥完全出賣了。老慕實在是搪不了她。
以為離了婚就能擺脫掉她了，非也。老慕出國回來，梅花是不能去機場接著的，因為當時還處於秘密結婚階段，賈桂娥便乘虛而入了，到機場去接著“丈夫”，獻上大把的鮮花。還共同出席公眾集會。給人的印象，他們還是夫妻。
原來這都是賈桂娥向老慕提出的條件，老慕必須答應她這麼做：在外人面前還說是夫妻，並且一個星期還得“回家”住幾次。晚上有人來家串門，賈桂娥便很張揚地把老慕從書房裡叫出來，跟來人見面。大家就有點納悶，聽說老慕離婚了，怎麼還住在一起？也許離婚是傳言，不是真的。
除了這些，賈桂娥還提出，老慕在多長多長的時間裡，還得允許她賈桂娥打著他的旗號辦事，並且他還得誠心幫著賈桂娥辦成幾件事等等。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賈桂娥就把慕綏新騙取離婚和秘密結婚的事給抖落出去。所以慕市長還要受制於前妻一段時間。
慕綏新是賈桂娥的搖錢樹，她是不肯輕易放棄的。她說：“我主要是考慮經濟上的東西太多了。當時他當官掙的不多，他也不能賺錢，我自己放鬆思想改造，對這個錢的重視太多了，總覺得幫人辦事收點錢是人情，沒有覺得是受賄、犯法。只要慕不張口說，不去告訴別人，這事怎麼辦他有個意思就行，我自己去辦，偷偷求人去辦，覺得託人、幫人說情不是違法的。現在認識到，慕雖然沒有講過話，但他的權力在那兒，人家是看慕的面子才給我辦事的。反過來我和慕離婚以後我再去做也就不好使了。”
準確地說，是在離婚以後又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偽裝，直到慕綏新把跟梅花結婚的事公開，她的“權力”才不好使了。這個非常傲氣的女人也體會到了失敗的滋味。隔夜的金子，抵不上當日的銅。她說：“我們離婚以後，很明顯地有變化，沒有離婚前，人家一聽說這個事，一般都想給辦，但人家也得想法讓慕知道，問問慕。有些事我不想讓慕知道，他們也要讓慕知道，想瞞他也瞞不住。但事情還是給辦的。離婚之後，就變了。他們是看著慕的權力，慕和我不在一起生活了，我就成了另外一個人，就不是市長夫人的地位了。我在市長面前說話也不行了，人家也不理我了，我再求他們辦事，不好說不辦，搪塞了。”
自從馬向東的問題暴露後，慕綏新一直是不安寧的，他不知道中央到底對他是一個什麼態度，其實中央紀委根據群眾來信舉報，結合調查馬向東的問題，也對他的問題做了核實，他早已進入了中央紀委辦案人員的視野。
2000年1 月20日，辦案人員得知慕綏新讓前妻賈桂娥買好了去美國的機票，便立即由領匯出面找慕綏新談話，讓他動員賈交出機票。開始他說已經離婚了，不是夫妻了，她的事不好再幹涉。後來答應說服，但做不通賈的工作。看來他是不可能做通的，賈到美國去本來就是他們二人的計劃，因為女兒、女婿已經先期到了美國，賈再一跑，慕綏新就更沒有後顧之憂了。跑不了和尚，但廟已經跑了。
領導們就到賈桂娥家親自做她的工作，說馬向東事件後，這是非常時期，不要出國。她不聽，又哭，又鬧。好說歹說，做了6個多小時工作，才把護照和機票要出來。
賈桂娥是2000年11月19日被“兩規”的，當時她正在北京開會。她已於一年前以遼寧省國土資源廳正處級調研員退休，但又被聘為瀋陽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監事長，所以還能開會。經過艱難開導，她終於承認了一些問題，移交檢察機關立案，並對其住宅進行搜查。鵪鶉嗉裡尋豌豆，肯定不會落空。果然搜出了一個驚人的數字：現金、存摺、有價證券和貴重物品折款，共1000多萬元人民幣！
“老闆，你好！”
慕綏新反思說：“這是一筆債。簡單說，對送錢人是一筆債，你收了人家的錢嘛，所以關係要進一層。另外，在情和理之間，在情理上，欠了人民一筆債，這個債在自己內心深處有壓力，不管現在還是過去我都承認有壓力，都是不正當的。”
記者問：“剛才你也講了，在市長任期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