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的、由人民群眾最積極地、不受阻礙地參加的、實行不受限制的*的階級專政。”她提出，自由不應當成為一種特權，必須給“持不同思想者”以自由，惟有這樣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她指出：“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一定會陷於癱瘓。沒有*，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會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動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與人民群眾無緣，而只由“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的局面，從而“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她還強調說，“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關於社會主義，她並不認為是近期可以實現的，而是“十分模糊的未來的事情”。社會主義是一塊“處女地”，決不可以靠欽定的，靠命令和法令推行，相反只有在探索中實踐中進行。她討厭設計師的角色，不信任先驗的據說是“偉大正確”的各種計劃和綱領。她說：“只有經驗才能糾正和開闢新的道路，只有洶湧澎湃的生活，才能使人民想到成千的新的主義和形式，解放創造力，由自己糾正一切錯誤。”然而，近代以降，許多被稱作“直接*”者，根本不是直接*，正如許多蒙“革命”之名的暴力事件不能稱作革命一樣。1919年冬，杜威來華講演時，對*作了“四要素”的區分。陳獨秀基本同意其中的分析，但作了一點重要的補充，就是認為：只有一種代議制和立憲制還不足以保護政治*，有必要補充“人人都有直接議決權”一條。他同時指出，社會*和經濟*比其他要素即政治*和民權*更為重要。他說：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這基礎是什麼？就是人民直接的實際的自治與聯合”。自治是直接*的核心，是人民不間斷地直接參與行使權力；而間接*是託管，是一種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兩者有著根本的區別。關於直接*和間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託利在其有影響的著作《*新論》中指出：“這兩種制度的差別主要是理想的差別。”因為實際上，也正如書中所指出的，“我們的所有*都是間接*，即代議制*，我們受著代表們的統治，而不是自己統治自己”。作為一個早年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顧準經歷了一條“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道路，他從*運動中來，而飽受“群眾專政”之苦，這對於他的*思想的形成是有決定意義的。他所以不同於*、盧森堡、陳獨秀等革命家對人民自主自治方面的理論，總的來說，是基於中國歷史經驗和現實的考慮。應當承認，他對“多數”懷有一種不信任態度。正因為如此，他才主張培養貴族，以貴族消滅貴族。而貴族，在顧準所推崇的雅典*政體中的作用是獨特的；而且英國人的紳士風度，以及反映到政體上的溫和表現，也都跟這貴族特質有相通之處的。顧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所以選擇“間接*”，還因為它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平穩的制度化*。但是，以可行性排除“直接*”的可能性，使間接*成為一個封閉自足的系統；僅就自身建設而言，離開社會群體的衝擊、滲透和長期壓力，也將不利於議會制度的修正與完善。直接*或曾表現於某個特殊時期，但迄今為止，基本上是作為長遠的政治目標，一種政治理想、理念和理論而存在。如果肯定間接*而排拒直接*，著眼政制建設而輕於社會改造，偏重過分現實的考慮而缺乏理想的導引，就像顧準一樣，頂多回到“一個主義，一個黨”的背面，即所謂“社會主義兩黨制”那裡去。好在顧準本人並不否認革命的意義，說：“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這就把顧準和據說喜歡顧準的秩序主義者區別開來了。
顧準自白說：“我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總有拿西方的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他自我辯護道：“若無歐風東漸，五四運動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學與*我們還是太少。第三世界的興起，若靠傳統的老本錢，我看還有問題。”科學與*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他是把這些作為歷史的事實加以陳述的。他指出，“直到現在，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所十分必須的”。他所做的工作，簡直處處在以希臘羅馬—基督教思想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否定東方—中國的文化傳統的。而這，正是對五四新傳統的一種獨立的繼承。他表示說：“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不能靠恩賜，*是爭來的。要有筆桿子，要有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他自覺堅持一個知識分子啟蒙戰士的立場，非常清醒，勇敢而果決：“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