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不同思想間經過鬥爭，思想本身可以愈來愈深化；而在相互鬥爭的各家思想的爭鳴中，民智可以啟迪。民智啟迪，是科學發達的重要條件。‘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惟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對於“直接*”，最好的例子是雅典*。這是為*所深愛，也為顧準所崇尚的；問題是，這種多中心的堅持獨立的主權在民與直接*制度，在顧準看來，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要實行，除非復古，而復古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極力推崇英國的代議制，認為這種“間接政治”，是一種複雜精巧的、適合廣土眾民國家實行*政治的制度；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足以代替它的制度。他多次強調，在廣土眾民的國家裡是無法實行直接*的。他說：“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而要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的程度。”他特別強調說：“現在全世界，尤其中國，還遠沒有到這個程度，人民群眾在政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能夠做到當前掌握行政權的人不發展成為皇帝及其朝廷，已經很不容易了。奢望什麼人民當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入借*之名實行*的人的擁護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讓你讀六本書，讀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讓你反對兩黨制啊！”
對於希臘城邦制度，自由主義者批評了那種近於理想化的描述。因為在那裡，更多的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體主義。古代希臘人在討論自由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是公共事務決策中的政治參與；整個的城邦政治生活都是把群體的獨立自由放在第一位，而對個人的自由權利知之甚少。貢斯當和霍布斯都曾指出過這一點。有意思的是嚴復在取名《群己權界論》，譯介英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的著作時，就沒有接受他的輕群重己的思想，而捨棄原書中論述個人自由作為一種終極價值的部分。顧準介紹英國的政治制度時，著重的是議會*，亦極少談及個人自由問題。這種有意無意的忽略，說明顧準的關切點，仍然在國家而不是社會，反映了一個曾經作為國家領導幹部和高階“幕僚”的知識分子的人生履痕。*作為現代的政治概念，它包含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的雙重意義；因此，是與以“不平等的自由”為基礎的“貴族制”相對立的。大約也正是為此，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高度讚美了“平民化”的美國式*，而對“貴族化”的英國式*興趣不大。托克維爾一生中最為景仰的思想導師盧梭—世界對他至今仍然譭譽不一—激烈批評代議制度，指出它“也源於封建政府，起源於那種使人屈辱並使‘人’這個名稱喪失尊嚴，既罪惡又荒謬的政府制度”。他認為，人*權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對於自由的人民來說，主權讓一些議會代表去代表，與讓一個君主去代表是一樣不可能的。代議制的實行，只能使人民在本質上喪失了自主，因秩序而犧牲自由。如果直接*因為包含了個人—人民的自主權利而使它具有現代性，那麼在理論上，應當是發端於盧梭的*學說，而最早實踐於法國大革命。這場革命，以它的殘酷性使人至今記憶猶深；但是它的影響及於全世界，包括英國議會制度的完善，都是受了它的沾溉的。所謂“直接*”，實際上並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作為一種*實踐，法國革命也只是某種嘗試而已，並不等於是“直接*”的標準正規化。但是無論怎樣，是不能以法國革命後期的暴力恐怖而徹底否定作為一種開放性理論的“直接*”的合理性。托克維爾在《美國的*》中寫到*的不斷擴大的例子，應當算是提供了一個思考“直接*”的角度。他說：“當一個國家開始規定選舉資格的時候，就可以預見有一天要全部取消已做的規定，只是到來的時間有早有晚而已。”顧準質疑*在《法蘭西內戰》中闡述的思想原則，其實，建立在巴黎公社的直接*實踐之上的“由社會改造國家”的思想，正是*主義的光輝部分。關鍵在於如何看待一個*—多數的問題。著名的德國革命家盧森堡曾經就歌德說過的“令人討厭的多數”這句話，指出：“這種多數是由少數幾個強有力的首領，‘一些隨機應變的騙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隨在他們後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群眾’組成的。”人們常常把蘇聯十月革命同法國革命並提。對於十月革命，作為“工人階級專政的試驗”，致命之處正在於，它是由極少數領導人以階級的名義實行的，而並非什麼“階級的事業”。為此，盧森堡批評了列寧和布林什維克黨，說他們把專政和*對立起來，其實只要專政，不要*。她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就是說，最大限度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