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留洋回來做教中文的教授；要麼去辦份同仁的文學報刊，或乾脆做筆耕為生的自由職業者。
這最後一種人生，無論當時或現在，無論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往往會導致陷入艱澀的人生，是絕不如做演員的人生那麼風光和滋潤的。而辦報辦刊，沒了廣告的支援，連低微的收入也往往朝不保夕。尤其是某報某刊倘太過的文學和文化起來，又往往就接近著慢性自殺了。而文人們，也就是學中文被認為學而有成的人們，又大抵地，偏偏地，幾乎是一貫地、本能地，非將一報一刊漸漸辦得文學和文化起來不可。結果也就可想而知。當然，幸而有他們那樣心甘情願地辦著那樣的報那樣的刊，許許多多熱愛文學的青年，才經由那樣的報那樣的刊的發現和培養，後來成了著名的詩人和作家；才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期的許多優秀作品。但他們自己的人生，確乎是清苦的。清苦到不得不經常以文藝的“界”的名義，向社會發出請求救濟的呼籲。至於當教授，最初的收入是很豐厚的，比現在一般大學教授們所能達到的社會經濟地位還要高出許多倍。那時大學少，教授少，國運不昌，卻也還是養得起。可能憑“中文”資本當上教授者，畢竟鳳毛麟角。何況，後來也都很落魄，“越教越瘦”了；相互間借點兒錢買米度日，是常事……
所以當年有“學中文有什麼用”的質疑。
已然教著中文學著中文的，自然希望在討論之中長長自己的志氣，指出那“有用”的方面給社會看，給他人看，給自己看。
討論和辯論出了一個樂觀的結果沒有呢？
當時沒有。
而且，除了教著中文學著中文的人們自己，別人也根本沒什麼興趣參加那個話題的討論。
1949年以後，情況大為不同。
新政權在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大力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的事業，自然要依賴“中文”人才。於是，“中文”一下子變得很“吃香”了。
直至“文革”前，“中文”學子畢業後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裡”的那一種。當年因“風吹不著、雨淋不著、日曬不著”，多麼令人羨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業的工資是相同的。在工資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畢業生從事“腦力勞動”的工作性質，其優人一等一比就比出來了。
“文革”十年就不去談了。
“文革”後，中國人的工資還是基本相同的。“文革”的重災區即文化的意識形態的領域，開始進入恢復期，需要大批的中文畢業生。那時的中文學子，和現在各大學的最熱門學科的學子一樣，往往還沒畢業，其優秀者，已被最理想的文化乃至意識形態部門預招了。
到了90年代中期，情況又大為不同了。中文畢業生過剩了，供大於求了。中國其他產業、行業開始日漸興盛了。於是大學裡的其他學科日漸熱了起來，強大了起來。而中文受冷落了，萎縮了。中文學子因而一屆比一屆迷惘了、沮喪了，似連將來的人生都大成問題了。
尤其，中國的工資制度改變了。幾乎一切與中文相關的職業，收入都處於社會的中下水平了。如果僅從這一點上比，自然越比越迷惘、越失望。“中文股”在社會職業股市的大盤上，似乎註定地將永遠處於“熊市”了，眼見其他“職業股”指數一再上升，中文學子們又怎能不自卑不憂患呢？
但我想指出的是——第一，中國人口太眾，僅僅是中文學子供大於求麼？我看不是這樣。要不了幾年，幾乎一切大學各學科的學子們，都將日漸地供大於求。只不過中文學子們較早一點兒體會到供大於求的苦澀罷了。第二，既然幾乎一切學科的學子們進出校園，都將面臨供大於求的局面，那麼，也就都必得有充分的“知識附加”和“知本轉移”的自覺和能力。
不必問，我知道諸位中，將來想到外企工作的人很多。為什麼一心想到外企？工資高嘛。在未來的幾年，尤其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外企將會更多。但外企再多，也多不過想要到外企工作的學子。一方以加法增多，一方以乘法增多。於是一個事實是，除了少數高等人才，普遍的外企的工資，是下降了的。誰嫌工資少了麼？那麼讓開，後邊排著長隊呢！
20年前，僅憑外語好，便是進入外企的通行證了。因為外國老闆們不會中國話，對中國缺乏瞭解。會外語的中國人，在他們眼中是塊寶。許多事兒他們都有點兒倚重於你，似乎離開你寸步難行。
10年前，僅憑外語好依然可以。但人家已不必倚重於你。你只不過是一般員工。你稍有不適，炒你的魷魚沒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