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舍、請教授、招生開課同步進行，儘快上馬，要先調一批教授來，學員也立即從各大軍區選調。前天我離開懷仁堂時，簡單地向總理講了這個想法，總理同意。昨天，我又去看了彭老總，彭老總很快要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了，他說支援我的這個‘三邊並舉’的方案。現在主席下達全國軍校調整的命令，就是6月23日軍委那個命令。軍委已決定以西南軍區第二高階步兵學校，華東軍區科學研究室和志願軍三兵團部分幹部為基礎，儘快建立軍事工程學院，校址初定在哈爾濱。三兵團司、政、後幹部要儘量多調一些到學院工作，所以，你懋之是一定要到學院的呀。三兵團各軍也調一批師團營幹部，你寫個名單給我，我好向軍委總幹部部提出來。”
李懋之說：“三兵團司、政、後機關的部處級幹部工作能力都不錯，可是現在還在打仗呀，全調出來兵團黨委也不會同意，可以爭取多抽幾個。至於我，文化水平不高，幹學校工作恐怕不行，司令員，你還是讓我回朝鮮吧。”
陳賡有點熱了，抓起大茶缸來“咕咚咕咚”喝了半缸子茶水，擦擦嘴，大聲說：“你別想打埋伏，你住過西北軍士官教育團，當過太嶽抗大分校的教育長，肚子裡墨水不算少啦！總有點學校生活體會吧，不會就學，大膽去幹。我馬上調第二高階步校徐立行副校長先來，總理已寫信請蘇聯派首席顧問來，等蘇聯顧問一到，我們一塊去各地選選校址，調研一下。回來成立個籌委會，你就來參加籌委會的工作。你趕快回邢臺吧，把甄別工作抓好，不要留後遺症。讓人家當了一回‘老虎’，還得重新變回個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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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邊並舉” 靈鏡衚衕調兵遣將（2）
送走李懋之，陳賡仍處於興奮狀態。這幾天，他仔細考慮籌建學院的各方面工作，弄得夜不能寐，又多次去軍委，與粟裕等領導同志交換意見，對軍委籌建軍事工程學院的方案做具體的細化工作。軍委向遠在重慶山城的第二高階步兵學校下達命令後，陳賡每天與該校的電話不斷。軍委根據陳賡的意見，又向南京的華東軍區軍事科學研究室發出調動命令，要求該室副主任胡翔九和副主任張述祖先帶領部分專家到北京向陳賡報到。
此時的陳賡，頭腦裡只有一個字：快。中國兵法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兵貴神速”，打了一輩子仗的陳賡，現在從毛澤東、周恩來那裡接受了一個比打仗還要複雜的特殊任務，按他自己的理解，辦軍工是為了中國軍隊現代化去“打頭陣，奠基礎的”。他這樣對傅涯和身邊的幹部說：“幾十年來，我所熟悉的沙場殺敵，野戰攻城，長途奔襲，現在用不上啦，現在要在一個全新的、陌生的教育和科學技術領域，一個我現在還說不清的多兵種的高階軍事教育陣地上打一場大仗，想想吧，這有多麼艱鉅，多麼重要啊！”
這種歷史責任感和對我軍現代化的渴望像一股日夜不息的激流衝擊著陳賡的心房，給予他無窮無盡的熱情和動力。他多次對大家說，不把軍事工程學院辦好，決不罷休。他在北京一時還沒有辦公地點，靈鏡衚衕就自然成為籌辦軍事工程學院的第一個指揮部，他天天在這座小四合院裡大聲吆喝，調兵遣將，一面指揮各路人馬向北京集中或向哈爾濱搬遷，一面從三兵團物色幹部，抽調各方人員組織籌備工作班子，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建國初期的通訊裝置還很落後，長途電話雜音大，聽不清，陳賡一手抓住電話機，一手搖著大蒲扇，大喊大叫：“徐立行嗎？我是陳賡呀，你還在哈爾濱嗎？”
電話那邊是陳賡熟悉的上海腔，徐立行回答：“報告陳院長，我是徐立行。”
陳賡說：“你得趕快來北京呀，你們幾個頭頭分分工吧，讓張文峰帶先遣人員快去哈爾濱，讓張衍在重慶督陣，你就跟我建籌委會吧，明天就動身來北京！”
陳賡為什麼點完李懋之的將又去急調徐立行？這是因為他很瞭解這個在延安抗大時期就認識的“書生幹部”。
徐立行是中國軍事教育史中值得濃墨重筆的人物。他的坎坷人生頗有幾分傳奇性，筆者不可不先交代一下。
徐立行原名俞獻誠，1911年3月生於上海浦東高橋，父親是郵局的小職員，姐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徐立行九歲喪母，一家人在貧困中掙扎。為了貼補家用，讀小學的徐立行輟學做了幾年香料廠的學徒，父親不忍心，省吃儉用又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學讀書。徐立行天資聰明，在這所用英文授課的中學中成績名列前茅，學業極佳。15歲那年，已是高中二年級的徐立行因家中生活窘困到了極點，不得不離開學校，轉年報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