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酒並稱，可見評價之高。
可惜好景不長，隨著陸秀夫、張世傑揹著南宋幼主投海，溫州的繁榮也隨之淹沒在汪洋大海之中。
有關元、明兩朝溫州人的吃喝玩樂我未見史書記載，不敢妄說。但從倭患頻仍，海匪、夷人的不斷騷擾來看，飲食業的發展不可能是超前的。直至清末民初，溫州闢為通商口岸之後，社會有段相對平靜的時期。加之海運發展，與外地交往日多，飲食業才有長足進步。義大利（二次大戰爆發之後改名華大利）、醒春居、鄭生記、味雅、冰壺、松鶴樓等等都是當時的名餐館。特別是義大利餐館，規模最大，開設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三間三層樓房，就在中央大戲院邊上，房子是許雲章的，青田歸國華僑陳俊民租他的房子開餐館。陳善於烹飪，其義大利妻子能做西菜西點，所以義大利餐館中、西餐都有。一、二樓為中餐、中點，三樓為西餐、西點，生意興隆，名頭很響。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陳偕妻回到歐洲，義大利餐館由另外三位老闆接手。由於義大利為侵略國，遂改名為華大利。歲月流逝，華大利餐館幾易其主，地點也由五馬街而四顧橋，再由四顧橋而道前橋，但七十年間名稱未變，至今仍在。華大利餐館在溫州的影響可以下面的俗語作證：溫州人譏人面皮厚謂“華大利的板砧”。板砧即砧板，華大利的砧板是整段原木，特別厚，為印證這一俗語我特地去華大利餐館看過，只不知經幾十年之後，如今這一砧板尚在否？
這裡順便說明：華僑回國開餐館似乎是溫州的傳統，現在的凱悅酒店系列，五馬美食林等餐館，均為歸國華僑所開。又青田一直歸屬溫州，只到1963年才劃歸麗水，但青田的老華僑一直認同溫州，在外的青田人大都說自己是溫州人。
酒店的增多，菜餚的品種也會隨之豐富。玉帶海參、莢菜蝤蛑、馬鈴黃魚等都是這時期的名菜。可惜好景不長，抗戰之後，溫州百業凋零，市場蕭條。
改革開放初期，外地還未開動，溫州已經佔風氣之先，街上攤檔連綿不斷。有不少作家朋友來溫州，我請他們吃飯，他們說溫州的小吃這麼多，還是一路走一路吃，吃飽為止。如張曉明、趙丹涯，都是人高馬大的，可以連吃三四種點心，吃得拍肚子稱吃不下了為止。但這是後話了。
但講究“食”，一定要在溫飽之後。到了1960年，飯都吃不飽了，天天餓得肚子咕咕叫，逮著什麼能吃的就吃什麼，還會有講究？有故事說一位有錢人早上起來鍛鍊，在路上散步，遇上一個東張西望的流浪漢。有錢人有紳士風度，欠身與流浪漢打招呼：“早上好！”流浪漢不解地問：“你這麼早起來幹什麼？”“我出來走走，看看能否為我的早餐增加點食慾。”有錢人說，“你也這麼早起來幹什麼呢？”“我出來走走，看看能否為我的食慾弄到點早餐。”這就是有錢人和流浪漢對“食”的不同概念。
記得那一年，我的腳腫了，手指一按一個窩，去醫院開藥，藥方是“米皮糠”，這是溫州人的叫法，即帶點米屑的糠，過去餵豬的，這時便當藥了。水腫是因為營養不良，而米糠中有豐富的維生素。就這個情況，那時的報紙還天天稱“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溫州人便接著說：“腳腫吃糠好，肚餓番薯棗。”番薯棗即薯乾片，其實這話也是說說而已，肚子餓連薯乾片也吃不到。我的父親身材魁梧，我的兄弟姐妹都僅中等身材，長身體時吃不飽之故。為改善飲食條件，我父親和弟弟養了一隻鴨子。問題是自己都吃不飽，鴨子吃什麼？僅僅吃點校園裡的野草（我們那時就住我母親學校裡的那個六平米的小閣樓上），養了幾個月的鴨子不到一斤重，只是那個嘴巴特大，身子很瘦小。中秋節時殺了吃，大家只能喝口湯而已，但那感覺似乎比現在吃魚翅鮑魚還要好。有的餐館就動腦筋搞代用品，如利用地瓜（溫州人叫蕃薯）做和菜，這種蕃薯和菜也有所謂“魚皮”、“炸羊尾”、“扣肉”等等。我在那時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說，題目是《車間裡的春天》，刊登在《東海》上，稿費大約二十元左右，那時我的月工資十六元。工友們要我請客，我的稿費已讓我父親替我買了毛線，我只好向互助會借了五元錢，到江心餐館請他們吃“番薯和菜”。吃時大家都叫好吃，因為那段時間大家都吃不飽，這次是吃得最飽的了，都鼓勵我多寫文章，好讓大家一二個月能吃飽一次。但回到廠裡個個泛酸水，番薯吃多了就這個腔調，畢竟是雜糧。而現在的番薯又成了“綠色食品”、“保健食品”什麼的，時過境遷了。如今野菜成了寶，當年的“寶貝心肝肉”（豬下水），倒成了沒人要的野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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