啡廳叫拉芳舍，我卻摸南摸北找不著。好不容易向我酒店的西餐廳經理打聽到地點，便約了林虹、沈克成和金依諾三位老朋友一起去坐坐。我們一進“拉芳舍”的門，便有了走錯地方的感覺，這裡雖然裝潢很洋氣、有特色，可坐著的大都是二十來歲的少男少女，很少中年人，而像我們這樣的老頭更是絕無僅有的。雖然品咖啡、喝洋酒的人不少，可有一半人在吃揚州炒飯喝蛋湯呢！甚至還有人在啜螺螄，螺螄殼撒了一桌。後來我又去了其他的幾家咖啡廳或西餐酒吧，情況大同小異，在溫州，我找不到在上海衡山路或新天地的那種感覺。於是突然悟及，溫州沒有“小資”！
包曉光先生在他的《小資情調》一書中指出：“小資”是大學中有著浪漫情調的大學生、研究生，是大學畢業後到外資公司和其他待遇優厚的國營或私企工作的小白領，是都市中的單身貴族，是在網路上終日遊蕩進行情感冒險的另類，是靠某種自由職業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對較高的記者、編輯，名不見經傳的藝術家之類……
溫州城市不大，大學屈指可數，且學校又搬到了郊區的茶山，沒有多少大學生或大學老師去泡咖啡廳。溫州又極少上規模的外企，世界500強更一個也未進溫州，高階白領寥寥無幾。溫州的記者、編輯為數也不是很多，而且他們閒暇時還去炒房或炒股。在商業氛圍這麼濃厚的地方，講究實惠的溫州人也極少沉緬於虛擬的網路世界之中，名不見經傳的藝術家在溫州也不至於窮困潦倒，他們會設法先去賺錢再玩藝術。即便是單身一族、丁克一族，在溫州也從未能成為時尚……
所以泡酒吧咖啡廳的只是趕時髦的少男少女，或談生意的中青年人。既然不講究情調，也沒有突然之間憂鬱起來，便會想著啜螺螄或吃甜餅，一啜螺螄，小資情調便蕩然無存。
那麼，在溫州引領時尚的是哪一批人呢？經瞭解我認為是以下三類人在引領著溫州時尚潮流：一是華僑，特別是出國之後又回來投資或做生意的年青人，他們的服裝、首飾和生活品位，總是溫州年青一代效仿的對像；二是年青的老闆或老闆年青的太太。因為他們的經濟條件好，特別是老闆年青的太太們，還擁有時間，她們可以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三是從城市來的為數不多的高階白領以及從事娛樂業的漂亮的女孩子。她們的收入較高，又具備自身的條件，她們的職業又要求她們必須穿著光鮮，具有一定的品位……於是，這三類人組成了引領溫州時尚潮流的特殊階層。但他們不是小資，他們的文化不夠，所以應當坦率地說，其時尚的品位也不高。
溫州沒有小資，終至於我這本書也缺少了“小資情調” 。
酒老隆，走廣東
民國時期，溫州人有“酒老隆，走廣東，十隻皮箱九隻空。”的俗語。我不知這“酒老隆”（有人謂周老隆）是何人，曾請教沈克成等學者，均未有明確的說法。但意思還是明白的：有位會喝酒的饕餮之徒，叫老隆的，帶了十皮箱的錢財去廣東，九隻皮箱都花空了，說明當時廣東的繁華及食風之盛。溫州人自嘆不如，好吃好喝只能去廣東。說來也怪，溫州人好時尚，在飲食方面，卻從來也沒有引領過潮流。“食在廣州”是公認的，從來沒有“食在溫州”之說。即便是在目前，溫州人在相對於全國其他地方來說是比較富裕的情況下，在飲食方面仍舊非常保守，既不跟風，也未有獨特出奇之舉，完全有別於溫州人在其他方面的做法。
我在前面已經提及，南宋時，隨著康王南渡，將中原的先進文化帶入溫州，溫州人才在衣著、飲食和娛樂方面跟上了中原的步伐。宋時市舶務有侍賢驛、來遠驛，大約就是附屬於市舶務的“國貿大酒店”，既住人，也供應飲食的。據史書記載，宋時中外商船進出港，市舶務均送酒席，進港是歡迎，出港是送行。這是當時的待客之道，但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溫州的飲食業在當時是比較發達的。城內開設的八仙樓、思遠樓，都是很有名氣的酒樓。曾以承議郎知溫州的楊蟠曾有詩《去郡後作》雲：“為官一十政，宦遊五十秋；平生憶何處，最憶是溫州。思遠城南曲，西岺古渡頭。綠斛春送酒，紅燭夜行舟……”歌舞酒肆的興起也可證明。據《武林舊事》記，當時杭州市上出售的名酒有五十四種，其中溫州所產的有三種：清心堂、豐和春和蒙泉。孫衣言認為豐和即豐湖，瑞安有豐湖，此酒為溫州的瑞安所產；而蒙泉在溫州城區的華蓋山下，蓋酒以水得名。勞大輿甚至在其《甌江逸志》中說：“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於蘇州。”紹酒中的“狀元紅”、“女兒紅”、“花雕”至今聞名中華，將當時的溫州酒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