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20％以上；擁有銷售產值超十億元大企業、大集團30家以上；擁有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40個以上；全市工業總產值達5000億元以上。
王建滿，2004年11月17日被任命為中共溫州市委書記，此前，他擔任杭州市委副書記，兼任蕭山區委書記，被認為是“蕭山模式”的締造者。有人認為，這是以“蕭山模式”來顛覆“溫州模式”。
殊不知，原先所謂的“溫州模式”，在面對“全球價值鏈”時，遇到了“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困難，必須要走出去或引進來。從這個角度來說，王建滿所推動的招商引資“一號工程”與發展工業“12345工程”，有助於溫州的民營企業與國外資本的嫁接，與外來資本結合又有助於溫州傳統產業的改造與提升。單從這一點來說，王建滿並不是在簡單複製“蕭山模式”，也非刻意顛覆“溫州模式”，而是在促進溫州模式的發展。
其實，溫州人的最大貢獻不在於它創造了多少國內生產總值，多少社會財富，而在於透過自己的不斷探索和實踐，給全國其他一些地方提供可資借鑑的做法和啟示。溫州的發展不是靠國家的投資，不是靠現成的政策，不是靠領導人的關注與照顧，而是靠自力更生，靠市場經濟，靠人的潛能，我們可稱之為“溫州的路子”，而不是單一意義上的“溫州模式”。譬如目前，溫州的民營企業正處於應對各國貿易壁壘的第一線，他們的經驗對於其他地方的企業便有了借鑑的意義。
我於經濟理論一竅不通，曾為這一章節的內容去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向李偉力先生討教。李先生給了我一份他們最近整理的資料《溫州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介紹》他們將溫州人的精神作了總結：改革開放初期做“四千”精神，就是“歷盡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出千方百計”來發展商品經濟；後來的叫做“四自”精神，就是“自主改革、自擔風險、自強不息、自我發展”搞市場經濟。
“四千”與“四自”，這就是溫州模式的精髓所在。但這“四千”與“四自”也透出了一種資訊：溫州人經濟，至今未成為我們的主流經濟模式，還有可能引起爭議或受到非議，溫州人只能以“四自”來應對。
猶太人是苦難的代名詞
溫州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不知自何時始，也不知誰是“發明”或首先叫開的。但這種界定比較貼切和形像。我們的《遙望溫州》這本書中，一篇“中國的猶太人”便是我執筆的。湯一鈞曾聲稱“發明”權應屬於我們三人。但我知道不是我們先叫開的，我們僅僅是付諸文字比較早而已。
猶太人，古稱希伯來人，是歷史悠久的一個民族，公元前十二三世紀就在巴勒斯坦一帶居住，公元前十一世紀建立以色列王國，創猶太教。至公元一世紀時，古羅馬進入帝國時代，東征北戰，版圖迅速擴大，也佔領了以色列王國，將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散居到歐洲等地，由於民族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散居歐洲的猶太人經常受到迫害，向世界更多的地方遷移，十二世紀初，中國宋朝的時候，有部分居住在印度孟買的猶太人流移到中國的河南開封等地，在那裡定居下來，當地人稱他們為“藍帽回回” 。鑑於猶太人在世界各地常有受到迫害的現象，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地的猶太資產階級在英國的支援下發起了“猶太復國運動”，並於1897年在瑞士召開首屆猶太復國運動大會，建立了“世界猶太復國組織”，號召並資助各國猶太人回原居住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德國殘酷地殺害猶太人，被殺的竟達600萬人之多，更促使猶太人決心建立自己的國家。1947年聯合國透過巴勒斯坦分治的決議，規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根據這一決議，1948年以色列國成立。建國的第二天即爆發了與阿拉伯國家的大規模的戰爭，爾後打打停停，持續到現在仍未結束。據統計，在世界上有猶太人1500…1800萬人，其中美國600多萬，以色列300多萬，獨聯體各國200多萬，其餘的散居世界各地。
綜上所述，猶太人似乎與溫州風馬不相及，為什麼會有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一說呢？其實，在我寫《遙望溫州》時對這點還不甚了了。那天我看《閒說中國人》，讀到河南作家張宇寫的那年他去以色列訪問，參觀猶太曆史博物館的經歷時深有觸動。張宇先生很有才情，寫得非常生動：
“當官員知道我是中國人時就已經很友好了，他們認為中國人和猶太人同是苦難的民族，就像親兄弟一樣。但是，當他明白我來自中國的河南時，還是向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