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是1978年才實行的，溫州農村比之早了好多年。問題是溫州人記取了李雲河的教訓，只做不說罷了。再說安徽省的農村改革，有萬里同志的支援，1978年時機也已經成熟，便一炮打響了。其實，對於溫州人來說，首創權並不重要，解決吃飯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溫州人從來沒有爭過首創權，也不會搞個什麼假樣樣來請中央領導參觀，溫州的幹部與老百姓一樣務實。
“溫州模式”的前宏
“包產到戶”雖然解決了部分勞動力的問題，但解決不了所有溫州人的吃飯問題，田地實在太少了，你包產到戶，我便無產可包。即便包了產的戶，那幾畝田有一個勞動力伺弄也就足夠了。三兄四弟怎麼辦？除了部分外出做小生意之外，大都留在家中搞家庭工業。這時，甌地甌民上千年形成的特點便顯現出來了：他們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一村一鄉一個產業百戶千人抱成一團，那個壯觀的場面實在讓人吃驚！
舉個例子，蒼南宜山的老百姓一向有農閒時織土布的習慣，一方面解決自己一家人的穿衣問題，織得多了也可拿到集市上換點零錢花。那種布一般是花格子的，蒼南那時未從平陽縣中分出，這種土布在溫州俗稱“平陽布”。“平陽布”用的大都是再生紗，從回收的舊布破衣中再土紡土織的，是窮苦人家織來供窮苦人穿的。許多人自己去買這種價格低廉的土布穿，將發來的布票拿到市區去賣掉。這部分土布是對匱乏的市場的補充，有市場，產業就可以做大。
分工是自發的，你收購舊布破衣，我開花紡紗，第三家成絞染色，第四家穿梭織布，第五家集布承運，最後一家是外出兜售——整一個托拉斯！從1965年開始，到1978年止，我在紡織行業搞技術，經常被宜山請去幫忙，多次去宜山，那場面真是壯觀。一進宜山地，便聽到了震耳的機器聲，開花的、紡紗的、染色的、織布的，每家每戶都有機器，大戶人家擺放著多臺織機，小戶人家也有一臺織機的。我曾幫忙過的一家絲織商標工場是宜山的紡織大戶，有十幾臺提花織機。“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家家的女孩子都坐在織機前……
用個數字說明宜山紡織“平陽布”的盛況吧，從1958年到1970年，宜山供銷社經營農戶土布的銷售額每年都在一千萬元人民幣以上。要知道當時的土布只有幾分錢一尺的，好的也僅賣一二角錢一尺而已，這上千萬元得多少布！而且許多布不是透過供銷社銷售的，因為有一支銷售大軍散在全國各地。
樂清柳市的低壓電器、永嘉橋頭的鈕釦飾品、平陽蕭江的塑膠編織袋、蒼南金鄉的禮品及包裝印刷、永嘉甌北的水泵閥門、龍灣永強的醫械化工……等等行業的興起與壯大，都與宜山的模式類似。當時叫“一村一品（品種），一鄉一業（行業）”，“小商品、大市場”。沒有規模宏大的廠房，沒有成套生產裝置，市場卻是最大的，銷售到全國乃至全世界。
在磨難中成長的“溫州模式”
政府一直想遏制這種勢頭，想方設法進行打擊。也舉一個例子：我在紡織廠的一位同事，有感於宜山的景像，便動了腦筋，購進一批舊漁網，拆解之後紡成漁網紗，賣給宜山人織“平陽布”。本來這是收舊利廢的好事，而且搞漁網紗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經過海水浸泡的舊漁網是很髒很重的，要經過收購、浸泡、洗滌、拆解等等階段，親戚朋友都被動員起來，家家戶戶在辛苦忙碌，所賺的錢只能略為小補。發現之後這位同事被捉到人民廣場萬人大會上去挨鬥，一起被斗的數十人都是如他這類的“投機倒把犯”。臺下人頭攢動，口號聲此起彼伏，臺上的人瑟瑟發抖，惶惶不可終日。那場面也只能以壯觀來形容。這些“投機倒把犯”，有的被判二十年、十五年或數年徒刑，也有的因退賠及時或坦白從寬被當場釋放的。我那同事即屬後者，算是逃過一劫。
上世紀八十年代溫州人有一說，那就是怕“兩風”，春天怕一號檔案風，秋天怕刮颱風。不知為什麼，有好幾年的一號檔案一發就颳風。如1982年的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標題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接著是清除精神汙染，發的都是一號檔案。這些檔案看似針對文化宣傳部門的，在溫州都會落實到個體戶身上。1982年的一號檔案一發，許多溫州個體戶便倒黴，我上面提到過的樂清柳市鎮的“八大王”案件最典型。柳市有八位很有名的個體戶，如“目錄大王”（資訊專業戶）、“舊貨大王“（舊貨購銷、再加工專業戶）、“機電大王”、“汽配大王”、“螺絲大王”、“線圈大王”、“供銷大王”等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