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就自告奮勇地拿著我的記者證去找“紅袖標”，沒多花一分鐘，居然被他們搞到了一張三等船票（能報銷的上限），免我一個多鐘頭的排隊之苦。我用溫州話向他們表示感謝：叫你們生受了！
這是溫州人在艱苦環境中練出來的生存能力，也是因難懂的溫州話出奇制勝的例項。當然也可以看出，溫州人在起步發家的初期，難免帶點不很乾淨的色彩，後來，他們中的兩個人在上海北京路紮下根，開間五金電器店，一家人都住在上海，並且與我成了朋友。
還有件事，順便在此一說：2002年我與另一溫州人坐軟臥去天津，在南京站上來兩位南京人。我們當時正就一件事講得熱鬧，僅與他們點了點頭。巧的是我朋友手中正拿了一份《讀賣新聞》，那是他在床底下找到的。兩位南京人說：“看來我們要跟這兩個日本人坐到北京了。”我看其中一位手拿撲克，猜想他上車前就想好要邀同包廂的另兩位打牌的，偏遇到了“日本人”。我們不禁笑了，他們才問：“你們能聽懂我們的話？”“豈止聽懂。”我笑著說。心想，我的普通話比你們說得好。“那你們怎麼說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