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你就不能說你是皇帝，世上什麼最難，就是讓人將錢從口袋裡面拿出來，放在你手裡。
而韓藝的這一套稅法，得看放在那裡，放在西北那是加強統治，因為西北沒有官府制度，只有大都護府，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只要你做了一點點事，那都是一種進步。
但是放在中原的話，那完全就是兩回事了，因為中原已經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你這麼一搞的話，等於極大的削弱了朝廷的權力，是誰說了算，這個先不說，光根據朝廷的基本開銷來訂稅，這對於皇權而言，真是致命的，那麼對於百姓而言肯定是非常有利的，因此統治階級是不可能會接受的，西北各酋長願意接受，那是因為稅收不是給他們的，他們是交稅的人，他們當然無所謂，但是李治可不同了，他可是收稅的人。因此李治的猶豫其實不在於是商是農，反正草原上的百姓跟中原本就是完全不同，這沒所謂的，但是你在西北搞，是可以的，但你憑什麼認為不會影響到中原。
這才是李治的顧慮。
韓藝道：“回稟陛下，如果這個執行的非常好，的確會影響到中原，但卻會給朝廷帶來好處，而非壞處。”
李治一愣，道：“此話怎講？”
韓藝道：“陛下，此稅法看似限制了官府的權力，但其實是賦予了朝廷更多的權力。因為微臣這一套稅法，是彈性非常大的，因地而變，因人而異，需要不斷的調整。而這恰恰是均田制最為缺乏的，這能夠很好的完善我朝的稅法。”
李治聽出那麼一點意思了，“你繼續說下去。”
“微臣遵命！”
韓藝繼續說道：“任何朝代的滅亡，這貧富差距永遠都是引火線，因為利益就這麼多，富人佔得先機，那麼只會越來越富，窮人自然就會越來越窮，這也是為什麼歷朝歷代都在防止土地兼併。隨著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均田制的弊端就會顯露出來，這窮人沒啥土地，交不上稅，而掌握著大量財富的富人卻享受著朝廷的輕徭薄賦，這在無形中還會減少財政收入，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大唐越來越富裕，租庸調製度是需要改變的，因為如今與貞觀時期，就已經大不相同，至少朝廷手中掌握的土地是越來越少，而地主掌握的土地是越來越多，那麼多徵富人的稅，是勢在必行的。如果能夠讓稅收變得更加有彈性，隨時根據國內的情況及時調整，平衡窮富，這樣也能消除國內的矛盾。
不過，歷朝歷代但凡提出稅改，都會引起非常大的紛爭，因為天下百姓已經習慣了租庸調，要是朝廷突然增稅的話，縱使是大政策的調整，是為了百姓著想，天下百姓都會感到不滿的，尤其是那些富人，他們一定會唆使百姓鬧事的。倘若這一套稅法在西北取得了成功，並且對中原產生了影響，到時陛下可審時度勢，完善租庸調，加強富人的稅收，減低百姓的稅收，這樣一來，可以化解國內的矛盾，也可以充盈國庫，更加能夠體現陛下的權威。”
這麼一說，性質可就完全不一樣了，反而是增加朝廷的權力，而非是削弱，朝廷要增稅，得有一個由頭，皇帝也不能說增就增，可是當初設定租庸調製的時候，已經將這一點定為了基本國策，均田制是一脈相承傳下來，要改變非常困難，有這麼一套稅法，可以增加變數，就給予朝廷操作的空間。
又聽韓藝說道：“而陛下的擔心，臣以為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在西北制定稅收多少的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那些酋長，這只是因為西北的牧民習慣於酋長制度，故此由酋長來定，但是隨著官府的建立，官府會漸漸取得主導，就好像鄉紳與官府的關係一樣。中原可沒有酋長制度，百姓習慣於服從官府，那麼決定稅收的當然還是朝廷，就算陛下將這權力施捨出去，那又應該由誰來定呢？貴族、官員、地主，這根本不可能，中原的稅收，必須得由朝廷來決定，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勝任。”
這凡事都有兩面的，就看如何取捨。
李治說得對，韓藝也說得對。韓藝的這一套雖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府的權力，但是它的彈性比較大，可以根據國情不停的改變，而如今的均田制，稅收彈性就比較小，等於就已經定死了，但是均田制能否長久下去，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目前長安已經發生了一些改變，製造業正在興起，那麼稅收改制肯定是勢在必行，每個朝代都經歷過稅收改制。
這也是韓藝的一貫做法，他的變法，從來就不是說大刀闊斧的幹，他習慣潛移默化，慢慢的去改變，如果出了問題還可以及時收回，這也是為什麼韓藝明明推行了很多的政策，但是很少引起大家的討論，因為並沒有傷害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