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見持有者。
關於第一條，有一個比較典型的表現。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萊塢的電影，會發現導演一般不敢
輕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實上，無論是“費城故事”裡的黑人律師，“肖申克的救贖”
裡面的黑人獄友，或者“談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總是代表著一個勇敢、正義、智慧的形
象――從這個小細節，也可以看出，好萊塢導演們在塑造黑人形象時的謹小慎微――誰也不
願象
Lott 一樣跳進黃河洗不清。
911 之前，好萊塢電影中還有很多中東恐怖分子的形
象，
911 之後，由於穆斯林問題的日益敏感，中東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從好萊塢電影中
消失了――不能醜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確”的一個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這一條，最記憶猶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長
summers 栽的跟頭了。在
今年一月的某次會議上，
summers 宣稱，女性在科學方面的成就比較少，可能是因為男
女在“內在智慧”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憤。哈佛大學女教師委員會寫信給他說：“你
的行為讓哈佛大學蒙羞”。一些校友則宣稱，如果
summers 不公開道歉，他們將停止給
哈佛的捐款。事後雖然
summers 一再道歉，最後也不得不因為這根導火線而辭職。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見持有者這一項，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過去這
50 年對
“麥卡錫主義”不斷的檢討和反思。雖然麥卡錫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的迫害程度與規模，和“斯
大林主義”政權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迫害歷史相比，只能說是小小巫見大大巫，美國社會對
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當年所受的迫害，那個耿耿於懷，簡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奧斯卡熱
片之一，《晚安，好運》，是這種耿耿於懷的又一次發作。相比之下，某些社會對殘酷、慘
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遺忘速度，不可謂不驚心動魄。
美國版的這四項基本原則，概而言之，無非就是一條，對弱者的同情和保護。它可以說是美
國
60 年代以來民權運動的結晶。今天的我，作為一個少數族裔，一個女性，一個無神論
者――就差同性戀這一條了，能在美國這塊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嚴地生存，不能不說
是得益於這種“政治正確”的文化。換在
100 年前，我有可能面臨種族、宗教、性別的三重
歧視。當然，這些歧視目前仍然存在，但是
“政治正確”的文化基本確保了在公共場合，我不
會因為自己的性別、種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為這四項基本原則，美國人，尤其是公眾人物，活在無形的言論審查機
制之中。人們私下裡關起門來可以暢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場合，就只能使用一種四平八穩
的“正確語言”，以至於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確的語彙。比如，聾子不能叫聾子，得叫“聽力受
損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稱單數的時候，不能僅僅用“他”，得說“他或者她”。所以後
來有人對政治正確進行惡搞，說要不
“家庭主婦”也不用叫家庭主婦了，叫“居家工程師”，“胖
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戰的人”，“窮人”改叫“經濟上還沒有準備好的人”，“騙
子”改叫“創造性運用事實的人
”云云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團體以及極端自由主義團
體，譴責“政治正確”的文化侵蝕了美國的言論自由。甚至有極端保守派認為，政治正確的文
化，不過是在馬克思主義在經濟社會的變革方面走到山窮水盡之後，試圖從文化上腐蝕一個
自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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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確”的文化不是解決了問題，只是迴避了問題。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