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祭夫文》節選
女詩人劉令嫻靠寫“粉詩”出名，這符合南朝齊梁年間的文學風尚。那個時代，上至皇帝貴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酷愛文藝。誰要深諳附庸風雅之道，就能升官發財。文化人就意味著是朝廷的人，舞文弄墨就意味著具有踏入官場的資本。就連詩歌評論家鍾嶸也不得不服，他在《詩品》序中這樣描繪當時的文學風氣：“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作為官太太的劉令嫻當然要與時俱進了。她的這首《光宅寺》應運而生：“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裡，幽隱無人聲。”凡是讀過此詩的人，腦海中都會出現如下曖昧的畫面：黃昏時分，一位容貌嬌豔的知識女性來到光宅寺燒香拜佛。長廊深處，一位帥呆了的青年和尚對其擠眉弄眼，女子立刻春心蕩漾難以自拔，就尾隨和尚來到禪房……至於他們進入禪房之後究竟做了什麼，在此就不多做猜測了。
如此充滿把玩意味的詩，出自一位已婚婦女之手，難免讓好事者浮想聯翩。中國的讀者（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大都保持這樣一個習慣，睹文揣人。看到作品中有“出格”行為，就自然聯想到作者的人品。所謂愛屋及烏就是這個道理。在小說裡，稍微資深點的讀者都知道，裡邊的情節大都是虛構和誇張的，是經過藝術加工的，與作者自身關聯不大。在詩歌裡，讀者若是發現“放浪形骸”的痕跡，就會不假思索地認定作者作風有問題。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要知道，詩歌裡的“我”也非現實中的“我”，詩歌裡的“事件”更非現實中的真實“事件”。虛構在一切藝術形式中都可以存在，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但很多讀者還是願意相信“自我感覺”。唐代的高仲武就是這方面的讀者的代表。他讀完這首“黃詩”之後大為惱火，就諷刺道：“形質既雌，詞意亦蕩。”意思是說，詩寫得如此低俗，其人也必放蕩。而清代的王士禎則顯得很有風度，他從側面評價道：“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意思是說，徐家父子（徐勉是劉令嫻的公公，徐悱是劉令嫻的丈夫）都是文學名流，怎麼會招這樣的女人進家門呢？真不知道是應該同情，還是應該悲哀呢？
這首《光宅寺》問世以後，立刻在皇宮之中流行開來。那些深居皇宮大內的貴族們早就看膩了假大空、形而上的文學作品，他們對平民生活的追求到了如飢似渴的地步。他們乍一讀到這首發生在民間的，貴婦人勇追帥和尚的“通俗文學”著實倍感新奇，偏愛至極。於是互相傳閱，並常常秘密聚於一處展開深入的討論交流。這種地下的文學交流方式儼然成為一時之風尚。在熱心讀者口手相傳的熱潮中，劉令嫻憑藉著一首“粉詩”出名了。該詩被評為年度最佳詩歌，並收入當時的權威詩歌集《玉臺新詠》。劉令嫻寫的第二首“粉詩”更為驚世駭俗，此詩被好事者稱為史上第一首“同性戀詩歌”。在《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中劉令嫻這樣寫道：“兩葉雖為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這首詩是劉令嫻贈予一位叫謝孃的女子的。劉令嫻跟謝娘到底是什麼關係，史書上沒有記載。從字面上理解，詩中“梔子”在南朝民歌中指戀人，往深延伸，就是寫給戀人的情詩。但後世詩歌研究者認為，僅憑藉“梔子”一物就說劉令嫻和這個謝娘有曖昧的同性關係未免有些片面。如文章開頭所言，劉令嫻所處的南朝齊梁年間社會思想開放、文風自由。文人寫什麼和怎麼寫，朝廷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詩文中出現同性之間的“親暱”稱呼或者“過激”語氣，也許只是作者腦海中出現的幻象，形而上說就叫做“有我之境”，抑或當時就流行這樣的寫法。作為當時處於風口浪尖的文壇新勢力，劉令嫻有許多“知音”。同時代詩人謝惠蓮、沈約、庾信等人的作品中，就不同程度涉及同性戀題材。由此可以推斷，文人之間的互相跟風寫作，直接造成南朝一時曠達放誕之風。此類題材並非劉令嫻的“獨創”，更不能就此說明作者就有“特殊癖好”。
已為人婦的劉令嫻寫出如此曖昧的詩歌，其夫徐悱按理說應該生氣才對。得知老婆在詩中勇追和尚，徐悱非但不生氣，還寫詩和之：“知君自蕩子，奈妾亦倡家。”徐悱說得明白，我是浪子，我老婆是交際花。她玩她的，我玩我的（在詩中），互不干涉、和諧共處。瞧瞧這兩口子，在詩中坦白彼此的隱私，真稱得上是藝術上的同道。他們開誠佈公的愛情，在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既讓人瞠目結舌又讓人深深歎服。劉令嫻曾在《答外詩》一詩中這樣表達對老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