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方法論上，卻呈現出典型的國際化、公眾化和資本化。
由此，他願意把自己和盧作孚、榮氏家族進行比較。他羨慕他們竟然擁有那麼清晰的企業產權，更向往他們滿腔的產業報國之心，也感嘆他們時運不濟，遇到了一個戰亂的時代，“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1928年到1938年，被稱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黃金十年”，一方面讓劉曉光止不住地嘆息，一方面卻也給後來的企業家們留下了清晰的參照系。某種意義上，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可能只有這短短的10年才是真正具有現代企業制度意義的經濟年代。歷史在這裡形成了一個企業發展的高峰，歷史也讓後來的劉曉光們有了可以追求的範本。
我和劉曉光都認同“黃金十年”對後來中國企業發展的傳承意義，只是這樣的傳承因為時代的原因，不得不分為兩個區域。在香港、臺灣甚至在新加坡，華人企業家依靠“黃金十年”的歷史積累和延續，漸漸構築起一座座偉大的華人企業高峰。比如包玉剛，比如邵逸夫，比如王永慶，還比如年輕的馮國經，以及更加年輕的李澤楷。這些企業家們，才是“黃金十年”的真正傳人，他們的現代企業建設，讓世界為之側目。在大陸，雖然1949年之後的30年內，企業形態幾近消失，但1978年之後，不死的企業家精神開始在廣袤的大地上覆蘇，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30年的發展，今天的中國企業家群體裡，終於有了柳傳志、南存輝等響亮的名字。
劉曉光的歷史觀（2）
在與我座談之前，劉曉光剛剛從達沃斯夏季高峰會上回來。他用了“震撼”這樣的詞彙來說明自己的心情。當中國人還在沾沾自喜於“加工大國”、“低端產業鏈”等過時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時候，劉曉光發現，歐洲人和美國人已經開始走上綠色產業之路。全球經濟已然步入了一個新的標準時代，而中國人卻還在陳舊的標準裡剛剛抬起腳步。這種差別太大了，大到劉曉光這樣的企業家難過，無地自容。
這似乎是劉曉光最近建構起來的企業方法論。我們一直在賺辛苦錢，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我們靠排放、靠汙染換取的企業進步，馬上就要遇到發展的瓶頸。許多年前，歐洲人和美國人早就解決了企業發展的制度命題，幾百年以來，他們一直在一種確定性的市場裡打拼，而中國的企業家們，卻還在制度面前四顧彷徨。
站在這樣的歷史與國際視野上，劉曉光似乎不太看好這個時代的企業建設。他甚至認為柳傳志和聯想的成功，僅僅是中國企業史上的一次“小機率事件”。他不認為柳傳志是可以複製的企業家，更不認為聯想具有可以複製的經驗。就在聯想轉型越來越成功的同時，整個國家的企業建設卻是一種醒目的“國進民退”。劉曉光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幾乎不認為自己掌管的企業能在制度設計上有所進步。他的企業信心是一種遲疑的小信。國家的整體經濟在擴張，可是卻不願意轉型，全球化態勢越來越明顯，可是中國企業似乎又在走回頭路。巨大的經濟體和遲疑的企業步伐讓劉曉光言辭謹慎，他說經濟必然要朝前走，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裡去。 “黃金十年”得益於全球化與寬鬆環境
蘇小和：歷史上的1928~1938年是中國民族企業和企業家成長的“黃金十年”，這是費正清和費維凱總結出來的。然而諸如榮氏家族這些民營企業在抗戰以後就消失了，建國以後就變成了公私合營制度。直至1978年，中國的民營企業才開始重新發展起來。
在歷史的變革中，你怎麼看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從歷史到現在的傳承？你認為跟當年那些企業家相比，你們有什麼新的變化？
劉曉光：那個年代是所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剛剛開始發展的階段。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之後，根據1928年的情況來看，那個階段民營企業確實發展得比較快。因為那時具備這樣幾個條件：
第一，中國剛剛接受了一種新的制度——封建主義逐漸被瓦解，民族資本主義已經開始有所發展了。
第二，由於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激發了中國人實業救國的心理。特別是“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崛起，19世紀20年代日本有10艘航空母艦，直到今天我們仍沒有具備這個實力。
第三，當時的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也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且，當時中國有四五億的人口，所以中國市場在世界市場中已經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另外，還因為當時有比較寬鬆的環境。那時的軍閥比較厲害，還談不上區域市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