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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臺北與大名鼎鼎的白崇禧將軍隔壁。白家小孩多，親朋好友更多，還有大批以前的隨從，整日人進人出，不時傳過來京戲和喝彩的聲音，門口的空地一下變成他們的農場，白將軍還愛上山打獵，帶回果子狸在籠子裡一夜嘶嚎，的確是熱鬧非凡。兩家的大人偶爾還打個招呼，小孩子卻漠然不相往來，只是把隔壁的把戲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我進了臺大，突然發現剛創刊的《現代文學》居然是白家兒子的傑作，這一下才對這位對門居的美男子側目以視。
1960年的臺灣，政治保守壓抑，文化藝術死寂。《現代文學》像是突破黑夜而來的一道火光，給文藝界帶來無比的震撼和光亮，也供給年輕人一個自由創作的天地。很多著名作家的處女作都在這兒發表。我自己也在《現代文學》投下生平第一篇作品，當時膽戰心驚地不敢用自己的真姓名地址。等到文章發表了，興奮如狂，環顧左右，覺得天地都再也不一樣了。《現代文學》後來登了一則啟示，請荊棘賜示地址，可是我卻羞澀膽怯不敢出面。白先勇到二三十年後才知道鄰居的朱家小女也曾是《現代文學》的撰稿人。
因為《等之圓舞曲》，我應“文星”的邀稿而寫《南瓜》。由於《南瓜》，我才陸續寫了一些散文和小說，先後出了四本書。（第四本記錄我的非洲蠻荒行，書名《金蜘蛛網》，時報文化公司印行）可以說如果沒有《現代文學》，如果文章沒被《現代文學》採用，我絕對不可能開始創作。所以當我的《蟲及其他》一書出版時，鼓起勇氣請白先勇為我作序。我說，你一定不知道，到今天我還丟不開文藝創作，都是你當年“害”的。
白先勇寫了《鄰居的南瓜》，寫了好多臺北松江路的童年往事。聖塔巴巴拉的院子養植悽美的茶花，滿室飄蕩蘭花的幽香，在那兒第一次正式會晤到我當年的鄰居，為我寫序的人。對面的男子仍然俊秀出眾，氣勢如虹。我提到自己時間的緊湊和工作的壓力，如今投稿又如是難被採用，出版的書也沒人去看，我說，請你告訴我，我為什麼還要寫作？
“為了永恆。我們都會消失的，只有我們留下的創作！只有這些文字才是永恆的。”男子沉靜而嚴肅地說，他的影像在我眼前漸漸擴大，從松江路的一角延伸到聖塔巴巴拉延伸到世界。
那麼就寫吧，不管有沒有園地可發表，不管有沒有讀者要看。哲人說“我思故我在”，我也對自己說“我寫故我在”。
花蓮風土人物誌——高全之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1）
1990年9月的中旬，我在北京聽到臺灣傳過去王禎和逝世的訊息，當時心中不禁一震。雖然知道王禎和多年疾病纏身，但是突來的噩耗，一下子還是難以接受。王禎和跟我是60年代一齊寫小說的文友，是臺大外文系的學弟，又曾經參加過《現代文學》。同儕凋零，令人驚心。我知道他這些年來，一直奮勇地在抵抗癌症的侵襲，尤其令人欽佩的是，他在病中，創作欲特別旺盛，寫出一本一本的小說來，文學創作，似乎變成了他的武器，挑戰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藝術不朽，能夠超越死亡與時間。然而這樣一個強韌的創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禎和盛年殞折，是臺灣文學重大的損失。
王禎和和我私下往來並不多，可是我們卻曾結下一段彌足珍貴的文學因緣。王禎和在臺大二年級時候寫成的第一篇小說，是他親自交到我手上替他發表的。我看了《鬼？北風？人》，當時便警覺到，這篇小說是一個新的聲音，一個新的文學感性，《鬼？北風？人》登在《現代文學》第7期，那是1961年3月，王禎和才二十歲，寫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創作，那一期我們用了顧福生的畫做插圖。我替王禎和的小說選了一幅題名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畫中是一個沒有頭的人體，雙手卻倔強地合抱在胸前。這幅畫頗能點題，有點像小說中秦貴福的姿態。雜誌出刊。我們在文學院的走廊牆壁上貼了一張大海報，把“我要活下去”也畫了上去，以王禎和的小說為主題。一個年輕作家第一篇小說刊出，一定是很興奮的，王禎和在回憶《現代文學》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這樣寫道：
當時文學院貼出海報宣傳。我低著頭從海報下走過去，又忍不住回過頭來，看看別人的表情。正巧母親從花蓮上臺北，我就領著她去看海報。那時候真年輕，寫出小說那種得意歡喜，現在就不太一樣了。
後來接著王禎和又在《現代文學》上發表了《快樂的人》《永遠不再》（後改題為《夏日》），這兩篇小說也各有特色，已經看得出來，王禎和是一個在小說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