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的思想，則為他所排斥，所以嵇康的世界觀既不同於老、莊，又迥異於何晏、王弼。
嵇康的唯物主義思想大量地體現在他的《聲無哀樂論》一文中。文中對世上流傳的一些迷信傳說提出了有力的批駁：星相家宣播人的壽命可由占卜和相術預知。嵇康對此提出批駁說：“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左傳》中一些迷信的記述，如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魯，聽見一頭牛的鳴聲，即知其所生三頭小牛已被做為祭祀用的犧；又如襄公十八年，楚軍北侵，晉人師曠說：“我先後吹了北風和南風的歌曲，知南風不競，楚師必不會取勝”；又如昭公二十八年，晉人羊舌肸之母聽見其孫降生時的啼聲似豺狼，就預知此兒日後必定喪家。嵇康對以上怪誕傳說一一加以駁斥，指出這些歌聲、啼聲和牛鳴同所說結果並無關係。不過是事後附會或俗儒妄記。
在聲音與人的感情關係上，嵇康說：
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假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
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
嵇康反覆強調聲音本身並無所謂哀樂，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內心喜怒哀樂並不相干，聲音乃人們意志之外的客觀存在。嵇康這種看法符合唯物主義原則，應予以肯定。但，嵇康沒有把自然的聲音（聲波）同經過人為藝術加工的音樂區別開來，就否定了音樂的社會性。作為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的音樂必然體現著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把它與聲音等同起來，就不妥當了。
在人的形體和精神關係上，嵇康認為二者是相互依賴的。他說：“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他這樣指出形體和精神互為依賴而不相離，是正確的。但未分別主次，沒有指出精神產生於形體，即物質先於精神，因此，難免令人懷疑他是二元論者。這是其欠缺之處。
嵇康注意養生之道，他著《養生論》，否認人能成仙，但認為如能在形、神兩方面善自保養，可以長壽。他說：“神躁於中”，則“形喪於外”，所以要人們“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加以“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互濟“。他指出：“富貴多殘，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這話有見地而不全面，窮人雖不能縱慾，但也不能飽腹煖身；富人不僅“伐之者眾”，他們爭權奪利，或求長生服毒藥，也會自損其壽。嵇康認為“導養得理，以儘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有些同志認為這是唯心主義的空想。其實從現代醫學的迅速發展來看，未來人的壽命逐漸延長到數百歲以上，未必就無可能。不過，從嵇康講求服食之性來說，倒是存在著服毒致死的危險，因為在魏晉之際，死於吃煉丹之藥的人也確實不少了。
（4）“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嵇康的認識論強調對自然的認識問題，他說：
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曆不能紀耳。
這是說人們在對某種事物進行判斷的時候，首先要弄清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得於心”是對事物的融會貫通。他認為判斷事物不能只靠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判斷。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反映事物的本質。如果沒有掌握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只以古人的話為依據，進行無休止的推論，是無法得到正確認識的。他反對“以己為度”的主觀臆斷。他說：“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為度也”。同時，嵇康也強呼叫“效驗”來鑑別認識的真偽，他說：“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識之”。說明嵇康是強調認識問題應當有客觀標準的。正因為這樣，嵇康才敢於反對“立六經以為準”、“以周孔為關鍵”的俗儒認識標準。
嵇康的認識論還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他把人的認識分為“理知”和“目識”兩種形式。即有的事物，儘管有了正確的認識方法，卻不能即時認識它，比如橡樹和樟樹，外形很相似，須長到七年以後才能辨認清楚。所以嵇康認為認識事物要兼顧各種因素，不能主觀、片面，要以“求諸身”和“校外物”相結合。他說：
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認識方法上，嵇康反對儒家所謂“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觀點，他說：
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