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各種政治運動和力量與世界幾種主要的政治運動共同興衰，中國最終的選擇與世界形勢施加於中國的制約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關聯。作為一種喪失了文化先進性和政治領導地位的國家，中國從世界其他主導性國家那裡尋求〃問題〃和〃方案〃。中國２０世紀的各種思潮、運動、選擇，都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的。世界歷史深深地鑲嵌進中國歷史之中，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作為一種邏輯力量，影響著中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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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視的中國力量（2）
近代以前，中國歷史受著王朝治亂迴圈邏輯的支配。每一個朝代，最後都形成一個封閉的結構，只有強制性的力量才能打破這個結構。而這種打破封閉結構的力量，總是內外結合的，但是進入宋代以後，外部力量在打破封閉結構方面，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漢民族的民族主義、中國的經典思想，這一長期在東亞地區領先的文明，越來越找不到走出封閉迴圈的出口。中國的思想界和推進歷史創新的動力，陷於枯竭，並且危機重重。雖然有些反西方論者堅持認為，中華文明的落敗是偶然的，可是，對歷史只要不抱虛無主義的態度，就不難發現，近代再次遭遇外界強制力量的衝擊，實際上是宋代以來中國一再遇到的情景再現罷了。不同的是，這次衝擊更為嚴重，以至於使中國重建封閉結構的機會也完全喪失了。中國歷史於是便開始了革命性的轉型，唐德剛先生稱之為〃第二次大轉型〃，他預言這一過程將持續３００餘年。
治亂迴圈結構的打破，使中華民族在２０世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整個２０世紀，似乎只有一代人……也就是７０年代後期以後出生的人……在其出生時，國家仍然處於和平狀態，這些年輕人在完全沒有戰爭和###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但他們能否在沒有內外戰爭的狀態下度過一生呢？這正是作者所關心的問題。因此，對於參與創造中國崛起過程的人們來說，有責任思考事情的另一面，即和平地創造力量以及將力量用於締造和平，將之視作更為偉大的事業。
清朝的孔尚任在《桃花扇》裡說：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國家的興衰正如家族的興衰。
美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權興衰史的時候，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國家就像一個人，其生命也存在著一個週期，從稚童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時代，然後逐漸老去，直至生命終結。他把自己的這個觀點，稱作〃國家生命週期〃。他這樣解釋這個觀點：在單個國家的生命週期中，發明速度、創新速度和生產率的下降，緣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如：三代效應，即沒有願意重複新工業或老工業週期的新人來替代第三代人；對承擔風險的態度的轉變；社會各階層之間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擴大，高額利潤未被再投資於生產資本；行會、工會、公司、政府實行壟斷；工人和投資舊技術的企業家抵制變革，等等。他從技術變革、生產率以及社會能力、價值觀等角度，論證了他的這個觀點。在論證這個觀點的時候，他避開了一般週期理論家都提出的週期年限問題，比如康德拉季耶夫４５－５０年週期，喬舒亞·戈爾茨坦的５０－５５年的週期，庫茨涅茨２０－２５年週期，莫德爾斯基１００年霸權戰爭週期等。
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對中國歷史週期的權威研究。不過，金德爾伯格國家生命週期模型的基本方面，看起來也適合中國歷史的王朝迴圈。每個朝代都類似於一個生命有機體，從奠定基業開始達到鼎盛時期，然後逐漸衰落，中間一般經過短期的動盪，中興，最後瓦解，被新的王朝取代。對興衰的這個方面，歷史上政治家們也有相當多的洞察。中共領導人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對此是有深刻認識的。毛澤東在與黃炎培談話時，非常自信地宣稱，他找到了克服治亂迴圈鐵律的辦法：〃我們已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由盛到衰的歷史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他正確地看到，王朝興衰的根源乃在於統治階層的自我懈怠和腐化，而這是任何一個組織隨著時間的流逝都要出現的僵化症候。他開出的藥方也確實是正確的，那就是透過民主的辦法，讓政府時刻都處在人民的監督之下。
國家的興衰不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國家間關係問題。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也有自己的生命週期。在一個特定時期，世界總是朝著形成一個等級秩序的方向運動。幾個主要的大國彼此角力、聯合，從而形成了力量的系統。在這一系統中，有的國家開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