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每一個方面都是雙方的滲透，所以上述那兩種規定不能全部表述出它們的性質來；而且，自我意識既然關涉到它們雙方，本身就是自在而又自為的；自我意識因而必須以這種雙重的方式跟每一方面發生關聯；只有這樣，它們之各是自身異化了的規定這一性質，才會顯現出來。
現在，自我意識這樣判斷善與惡：凡它發現其中有它自己在內的那種物件，它就認為是好的和自在的，凡它發現其中有它自己反面在內的那種物件，它就認為是壞的；善即是它與客觀實在的同一（Gleichheit），惡即是它與客觀實在的不同一（Ungleichheit）。同時，凡對它而言是好的或壞的，其本身也自在地是好的或壞的；因為正是在它這裡“自在地是”和“對它而言是”亦即自在的存在和對它的存在這兩種環節乃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它是客觀本質的現實精神，而判斷則是精神的力量在這些客觀本質身上所作的顯示，因為正是它的力量致使它們象它們自在地那樣。善與惡的真實性的標準，不在於客觀本質本身究竟直接是同一的東西還是不同一的東西，即，不在於它們究竟是抽象的自在存在還是抽象的自為存在，而在於精神究竟對它們保有什麼樣的關係，即，在於它們跟精神究竟是同一還是不同一。既然這些客觀本質首先被設定為＇精神的＇物件，然後透過精神而變成自在存在的，那麼當精神同它們發生關係時，精神同它們的關聯，同時就成了它們的自身返回，於是這種返回，它們才獲得現實精神的存在；並且同時，它們的精神＇實質＇，也就顯現出來。但是，正如它們的第一種直接規定之不同於精神跟它們的關聯那樣，第三種規定，它們的固有的精神，也不同於它們的第二種規定。——首先，由於精神跟它們的關聯而產生出來的它們這第二種自在存在，一定就已經與直接的自在存在大不相同了；因為精神的這個中介過程毋寧已使直接的規定性發生變動，使之變成了某種別的東西。
這樣一來，自在自為存在著的意識，現在發現國家權力固然是它的簡單本質和一般存在，但不是它的本然的個體性，固然是它的自在存在，但不是它的自為存在，它毋寧發現在國家權力下，它的行動，作為個人的行動，已經受到拒絕、壓制而不得不變為服從。個體於是在這種權力的壓制下返回自己本身；國家權力對它來說已是一種壓迫性的本質、壞的東西、惡；因為權力已不是與個體性同一的東西而是完全不同一的東西了。——相反，財富是好的東西、善；它提供普遍的享受，它犧牲自己，它使一切人都能意識他們的自我。它自在地即是普遍的善行，如果說在某種情況下它並未實現某一件善舉，並未滿足每一個需要，那麼這只是一種偶然，無損於它的本質；它的普遍的必然的本質在於：將自己分配給一切個人，做一個千手的施予者。
這兩種判斷使關於善的和關於惡的思想各產生一種新的內容，恰恰與它們原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那種內容性質相反。——但自我意識跟它自己的物件的關聯還不算完滿，即是說，它僅只從自為存在的角度或尺度上跟它的物件發生了關聯。但是，意識同樣也是自在存在著的本質，它必須同樣把這一方面也當成發生關聯的尺度，只有這樣，精神性的判斷才算完滿。國家權力按照這一個方面說，表達了自我意識的本質；國家權力一部分是靜止的法律，一部分是規定著普遍行動的諸個別過程的指示和命令（Regie－rungundBeB�eehl）；其一＇部分＇是簡單的實體本身，其另一＇部分＇是實體鼓舞並保持其本身和一切個體的那種行動。因此，個體發現在國家權力中他自己的根源和本質得到了表達、組織和證明。——與此相反，在財產的享受中個體體會不到他的普遍本質，關於他自己他只能獲得一些倏忽即逝的意識，感受到自己是一種自為存在著的個別性，認識出自己與自己的本質的不同一性。——因此，善與惡的概念現在獲得了跟以前的性質相反的內容。
這兩種方式的判斷各有自己的同一和不同一。在第一方式的判斷下，意識認定國家權力是與自己不同一的，財富享受是與自己同一的；而在第二方式的判斷下，前者被認定是與意識同一的，後者是與意識不同一的。現在出現了兩種同一性的認定和兩種不同一性的認定，對上述那兩個現實的本質＇權力和財富＇出現了兩種相反的關係。——我們必須對這兩種不同的判斷本身進行判斷，而在判斷時我們必須應用前面建立的那個標準或尺度。如果按照前面建立的尺度，那麼判定或認出同一性來的那種意識關係就是善，認出不同一性來的那種意識關係就是惡；而且這兩種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