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時，遺命由太子嬴扶蘇繼位，而宦官趙高勾結宰相李斯，矯詔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當太子，又矯詔譴責嬴扶蘇顢頇無能，賜死。
在趙高教唆下，嬴胡亥決心誅殺老爹最寵愛的將領蒙氏兄弟。嬴扶蘇的兒子嬴嬰勸阻說：“趙國王趙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國王田建殺他數世的忠臣而用後勝，最後終於亡國。蒙家累世都是我們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卻打算一次剷除。殺忠良而任用奸佞，後遺症是：在內使官員對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將士們喪失鬥志。”嬴胡亥聽不進去，遂處決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許有人問：‘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麼用？’揚雄說：‘開山填谷，西起臨洮（甘肅省岷縣），東接遼水（遼寧省遼陽市），死傷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驅使，他的殘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瞭解當臣屬的本分，雖然沒有罪而被誅殺，而仍忠貞不移，不生二心，實在足以稱道。”
秦王朝長城，西起臨洮，中經高闕（內蒙古烏拉特後旗），東到遼東，全長約2400公里，是一個偉大而駭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國長城”、“趙王國長城”、“燕王國長城”接連而成，並不是秦王朝從東築到西，從頭築到尾。蒙恬先生僅只從事接連工程而已，依當時三國長城位置計算，蒙恬興建的，不過三四百公里。嬴政統一中國後，各王國高階知識分子——諸如貴族們的食客和王室的皇親國戚，全都失業，而嬴政又特別垂青法家學派，以致失勢的儒家系統把他恨入骨髓，詬罵、誹謗，最後更索性昧盡天良，誣陷栽贓，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屬蒙恬共同興建萬里長城，就是一個例證。
揚雄這個酸腐兼備的可憐秀才，大筆一揮，輕鬆地“西起臨洮，東接遼水”，把2400公里的賬，全部扣到蒙恬頭上，這是一種下流手段。然而，問題還在於，即令真的興築了2400公里長城，也是在為國家抵禦外侮，並不是蓋皇帝一個人玩樂的花園！蒙恬之忠，連司馬光都擊節讚歎，揚雄卻肆意誣衊，他這個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頌德，依照儒家法則，可是一項嚴重的變節。自己奸詐，反而詆譭忠良。當他伏案撰寫《法言》時，不知道臉燒不燒？心跳不跳？何以司馬光硬把他搬上臺盤，讓他丟醜！
司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將，而予以抨擊，說明六國反動的殘餘情緒，是如何的強烈。嬴政不比戰國時代其他國王更壞，何況他建立統一中國大業。統一大業如果是一種罪行，則司馬光一定贊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據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國用兵，向遼帝國用兵，豈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發一字抨擊趙家皇上。
在儒家系統中，秦王朝和嬴政成為罪惡箭靶，一有機會，不經過大腦，隨手就是一箭。
嬴胡亥恐怖
趙高害怕沙丘矯詔的陰謀被揭發，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議製造恐怖，使用最嚴厲的法條和最殘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擴大他們的案情，叫他們在口供中儘量說出他們親友的名字，逮捕那些親友後，再如法炮製，然後一網打盡，這樣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誅殺。嬴胡亥完全同意，於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殺開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審訊，審訊時擴大打擊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陽街頭被處決，10位公主在杜郵（陝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鎮，白起死處）被車裂（五馬分屍），家產全被沒收。因口供中出現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勝數。王子嬴將閭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宮內院，最後才定罪。三人拔劍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請求賜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獄是恐怖政治中最極致的一種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盡頭，中國傳統權力運作中，冤獄比屠殺更能發揮鎮壓功能。但有計劃地大規模推動，卻由嬴胡亥首開其端。我們不相信嬴胡亥全無人性，只是無限權力使他的人性喪失。這種人不會尊敬蒙恬之忠，只會嘲笑蒙恬之蠢。嬴將閭顯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篤，所以才被囚禁內宮。最後審判已定，嬴將閭申訴他並未犯罪，當然不會發生作用，政治性冤獄最大的特徵是：無罪不能無刑。不過，任何錯誤的決策和任何人為的罪惡，都有個終結，都要付出代價。只是誰也沒有嬴胡亥終結之日和付出代價之日，來得那麼迅雷不及掩耳。
李斯之死（1）
紀元前208年，歷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獄，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趙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