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咱們找老百姓，花幾個錢買一張，這樣辦比較妥當。”
《吉林日報》發下來了，每隊兩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區的報紙，報載：遼西戰事，解放軍逼進瀋陽，士氣旺盛，勢如破竹。我一考慮，錦州解放，瀋陽的國民黨軍隊已成甕中之鱉；長春解放，圍長春的第一兵團再開到瀋陽，瀋陽危矣。東北全部解放，華北也要動盪，這麼一來，我到瀋陽已無意義。戰爭的進展比我走得快，我走投無路，徒喚奈何？
李繼先從街上回來，對我說：“長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見面都問您，我說不知道。他們說，您來到吉林有人看見了。”
陳震寰說：“在街上遇見督察處總務科長陳哲，情報科長楊紹林，他們都在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個飯館裡面，一頓四個菜兩個湯。他們還問您呢。”他又說，“聽說共產黨有寬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沒事。”
我告訴他：“聽共產黨的話，要從反面解釋，不要一聽就相信。我們搞工作這麼多年，人家一說我們就相信，這樣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個胖胖的，說話很遲鈍，看之很老實的幹部透問一些情況，特別是寬大政策。上燈時候，他一個人在屋中寫什麼。我先叫李繼先進屋反映情況，說解放團裡每天夜裡有人賭錢，有人喝酒，有人罵共產黨。接著又進去了兩三個人，也是反映情況，我也跟著進去了，由紀律談到生活，拐彎抹角的談到寬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問：“幹部，共產黨真有寬大政策嗎？有人說這是欺騙人的，有人說新民主主義不殺人，說列寧主義殺人。”
他對寬大政策做了解釋，說：“這個政策是共產黨毛主席制定的，決不欺騙人。我們幹部都要按政策辦事，不管過去有多大罪惡，只要老老實實地坦白，就可以受到寬大。相反，就要受到處分。解放吉林的時候，有許多人到政府坦白了過去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得好，政府叫他回家生產去，不處分。這樣的例子很多，慢慢的你們就知道了。”
我聽了這些話，也有些作用，不過我與別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緒始終忐忑不安，時刻提心吊膽預防著發生什麼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幹部在窗外一站，我都認為與我有關。夜裡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時夢中驚醒，嚇了一跳。
平素嫌官小，現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卻在這個時候充高階偽官。有一些尉官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團裡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長或者列兵，他們在長春弄了一套美式服裝穿上，冒充尉官，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士兵吃大灶，每天兩頓粗糧；尉官每天一頓粗糧，一頓細糧，還有葷菜；校官是每頓四菜兩湯；將官吃席，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將官就沒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這以後，無憂無慮，把自己帶的東西拿到大街上去賣，什麼美式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筆、手錶、皮鞋等，老百姓都搶著買。把這些東西賣了，在街上又吃館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團就賭博，賭輸了就吵架，發牢騷，罵大街。各個屋子穀草滿地，隨地吐痰，隨處小便。還有一些眷屬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褲子，掛了一繩子，五光十色，簡直不像樣子。可想而知，驟然間長春解放，長春的十萬守軍大部分到了吉林，給吉林添了很大麻煩。學校停課了，飯館、旅館都用作臨時招待所，大街上小巷裡都擠滿了穿美式服裝的官兵。這麼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來安置這麼多官兵的生活，可是這些官兵還感到不滿意，有計程車兵說：“我們的機關槍都給你們了，結果給我們高粱米吃，我們早知道這樣，不來了。”由於鬧得太不像話，政府叫新七軍三十八師師長陳鳴人到尉官解放團講話。我藉故有病，沒有去聽陳鳴人講話。見到他不好意思，不見面好些。
在這遇見了許多熟人，如督察處的督察王士廷、張致溫，長春站第二組組長邱明瑞，長春站的司書齊一文，軍統特務孫國，李雄飛，鄒盛文等，還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來名字，他們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見到了這麼多的人，我已經知道沒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與陳震寰、苗可成、李繼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時。關於我走的問題，找路條、上火車都已不成問題。他們的意見還是叫我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猶豫，我提出要向共產黨自首。他們都說那是危險的事，雖然有寬大政策，並沒有見過例證；再說督察處的人不比別的人，北滿殺人唯一的特務機關就是督察處，尤其是我，他們說：“萬萬不能那樣做！”
我的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