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也只是吃飯的朋友。”
“高科長住在這，監獄由他具體負責，他是第三處的科長。”
我更明白了，由這兒高心魯不斷出現在車間。有一晚上，他見到了我，向我點了點頭，我也點了點頭。各懷心事，盡在不言中——私人關係存在，敵我界限也要劃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認為來到橡膠廠改造得不錯，因而產生了自滿思想，事情終於發生了。長春監獄的犯人分三等九級，另外還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壞的是等外。一等是紅牌，二等是黃牌，三等是藍牌，等外是黑牌。根據我的情況，劉英偉說，應該二等二級，可是張管教員發給我的等級牌是二等三級，下中等，黃牌！一對照別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對劉英偉說了：“咳，咱們不行，這麼爭取，才二等三級，太落後了。張泰順還二等二級呢。”
一些不平不滿的話由劉英偉報告了張管教員。張管教員一聽，對劉英偉說：“關夢齡二等三級呀，我大意了，回去調整一下。”劉英偉又把這話告訴我了。我心想，什麼亂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邊幹活，他能不知道？內心十分牴觸。認為管教員對犯人這樣考核不應該。
一個叫於作舟的老犯人背後對我說：“老弟，你為什麼不滿意二等三級呢？這樣對你沒有好處。你不吱聲，以後張管教員自己想到了，會給你提高的。你對劉英偉一發牢騷，這就不太好了。”
這時，由於我負責搞文娛，有幾個出風頭的反革命犯不斷與我一起吃東西，穿我的棉襖，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談一些私人家庭的話。這些人在長春解放前認識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諜報隊隊長鄒達，軍統吉黑地區義勇總隊的軍法官方錫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監獄院子走動多，引起了政府人員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對我無原則的恭維，相信我的一切舉動都是進步的。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現象。
一天午後，我被找到辦公室，傅廠長和張管教員兩人對我嚴加斥責：“你幹什麼？有什麼計劃？拉攏什麼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麼也沒有。”
批評了一陣，把我的出入證繳回去了，叫我到外幫組勞動。這一步出乎意外。不幾天，管教科萬科長在張管教員辦公室找我談話，批評我不老實，拉攏犯人。問我是什麼企圖？我說什麼，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聲。叫我寫檢討，也是換穿棉襖、毛衣的事，別的什麼也沒有。在檢討中，我耍個花招，明檢討，暗指責張管教員。我寫道：我不滿政府是錯誤的，張管教員給我發的等級牌是二等三級，我嫌低，背後發牢騷，這是不認罪不服法。依我這樣的犯人，一貫不守監規制度，頑固到底，二等三級已經很高了。反而不滿政府，這是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刑處分，請求加刑。
我是無話可說，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們隨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極抵抗，在外幫組一呆，什麼話也不說，不看報紙，不談是非，不反映情況，不靠近管教人員。
由這，我被打下擂臺，橡膠廠的文娛活動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寧主義問題》一看，什麼事也不管。
這期間，市局和各分局的幹部每隔一天，兩天，就有來找我瞭解材料。一談起來，我就訴苦：“長春監獄對我不瞭解，我在這改造沒有個好。他們只注重勞動，寫多少材料也是白費。我的勞動只能隨大流，都是20多歲的小夥子，我幹不過他們。我犯了錯誤……”
“犯了什麼錯誤？”
“別人穿了我的棉襖，我送給刑事犯辣椒麵，我不滿政府發給我的二等三級等級牌……”
一談起來就沒有完。我的意思，現在長春監獄歸市局領導，我見人就說，叫市局知道，以免將來張管教員蓄意害我，我吃虧，又無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態勢。有的市局幹部對我說：“他們會了解你的，不要失望，還要好好改造，不會有問題的。”
我想共產黨對我的寬大和鎮壓相結合的政策，市公安局執行的正確，長春監獄執行的有出入。我認為政策是好的，執行政策的人有問題。長春監獄的管教人員對犯人提高警惕是對的，但是寧左勿右的作風不對。沒有那樣的事，硬說有那樣的事，這是逼迫犯人“無中生有”。我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既然不實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頭對萬科長說：“我犯了嚴重錯誤，今後保證不犯。今天拉攏同犯，將來可能發展到現行反革命，我的腦袋也就掉了。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對我寬大，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些都不是思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