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安，王悅珩到了安徽阜陽。1944年12月我與王才俠在西安秘密結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個女孩，取名關棣。“九？三”勝利後，王悅珩到徐州開投機買賣，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俠不好打扮，人又老實，我不願與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瀋陽，我又討了一個小老婆，她叫郭依平。這些事都是不對的，自己反了革命對不起她們，現在鬧得骨肉分離，妻離子散。對人民不忠，對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間，真是慚愧！
現在眼前有什麼希望呢？什麼希望也沒有了。既不殺，也不放。關於死，在我腦子裡倒不成問題，可是放沒有希望。想起來，從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長春，一共是八個人，這八個人翟丕翕、楊紹林槍斃了；以後搬到樓下七號，張逸民與我同屋，他也被槍斃了；後來把軍統特務集中寫材料，一共10個人，先槍斃的印匡時，接著李秉一、張錫德、張兆豐、劉文白、孫靜修、陳青波、李海濤也都槍斃了；1949年底，被優待集中到樓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個日本人，李芳春有現行活動沒交待，送到監獄也被槍斃了；1950年冬到伊通縣公安局去了16個人，其中被槍斃的有王乃臣、王壽昌、張子文和蒙古特務。這回鎮反，又有一批人被槍斃，長春解放一週年，二週年都槍斃人……經過多少次“過篩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對我是法外施仁、網開一面。我不應當考慮死的問題，我應當考慮活。可是我怎麼活呢？希望什麼呢？目前沒有希望，只好在這坐著，連洗臉的肥皂都沒有，牙刷、牙粉、牙膏什麼也沒有，從1948年冬到現在沒刷過牙。講衛生那是談不到的。這些事還不能請求，耐時順守，等著吧。
此後，發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來頭一次聽到的。在犯人放便時，有一個犯人認為糞坑這個牆角通大街，牆角邊有棵大樹，一上大樹就可以逃跑。於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樹，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槍，打傷了他的大腿。他在裡邊不知道外面還有看押的戰士。聽說挨這一槍很危險。當時我在屋看書，聽槍聲我以為槍走火了，後來聽挑飯犯人一說，我才明白。真是，什麼人都有，什麼思想都有，既然到這裡來了，還想跑，往哪跑？跑不脫的。這樣的人絕不是嚴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認為無所謂，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樣簡單，跑出這個院子，又到哪去？社會上誰敢收留？街坊鄰居能不檢舉嗎？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誰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煩，反革命成了毒蛇猛獸，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這天，吃完早飯，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對徐克成說：“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黃繼光這些人。”
“一個戰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為什麼下半旗呢？”
我在屋內坐著，王科長在我窗前站下說：“斯大林大元帥死了，你們知道嗎？”
我很驚異，他又重複了一遍，我很難過地說：“不知道。”
不一會兒報紙送來了，斯大林大元帥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當時我想，這回完了，國際共產主義群龍無首了。什麼病呢？報紙上報道了。我想蘇聯科學這麼進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誰能把斯大林救活，這個功勞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國主義一定高興。斯大林死了，他的繼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沒有問題，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戰友，很負眾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與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長說：“現在把你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改造，那裡有勞動。政府考慮你們的健康，讓你們參加一些輕微的勞動，你們有什麼困難可以談一談。”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寫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這是推完磨殺驢，我不答應也不行啊，我又轉變了口氣說：“我在市局這麼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寬大和各級工作人員的耐心教育，內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後一定努力爭取。”
王科長說了一些勉勵的話，又問：“你還有衣服嗎？”
我沒有說話，王所長搶著說：“再給他拿一套襯衣，拿一雙新鞋。”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還有一個是一貫道的“皇帝”，有80歲，再一個是特務腿子，斜眼。臨出門時，我對王所長說：“戴點東西吧！”
“戴什麼東西？”王所長莫名其妙地問。
“銬子。”
“走吧！”王所長和王科長都笑了。
注：
① 三反：從1951年底開始，在共產黨內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