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土夫子隊”，所謂土夫子隊就是挑土的人，我在土夫子隊認識了我第二個妻子秋蘭。秋蘭是市政公司的測量員，為我們排土她算方。土夫子隊跟農村一樣計工分。我在土夫子隊幹了五個月，頭個月拿七分，後四個月拿十分。土夫子隊裡勞改犯很多，隊長同他的幾個把兄弟都是刑事犯，政治犯好像就我一個。我在土夫子隊不大入流，那些男人喜歡把女人那個掛在口裡談論，我插不進話。歇氣時我多半坐在稍遠的樹蔭下抽菸，也盯女人的屁股看，但我比那些男人目光去得含蓄，掃一眼就飛開了。那些男人的目光是充分具有想象力的，使一些姑娘走路不由得要夾緊腿。
一天，太陽白得耀眼，讓人疲乏，大家便坐到樹蔭下扯談。我同一個姓彭的青年（這個人我以後會要提到他）坐在一株梧桐樹下閒聊。彭比我小，很瘦，長相給人一種滑稽感（這主要是他的嘴巴長得太大的緣故）。秋蘭從我們眼底經過時彭喊住了她：“秋姐，來羅。”秋蘭折過頭來瞟著彭，彭又說：“來羅，跟你講件事。”
彭說我工分太低，隊長欺負我是讀書人，只給七分工一天比有些女勞力還低。“隊長只聽你的話，”彭瞅我一眼又盯住她，“你要丘隊長多給他幾分羅。”秋蘭同情地瞧著我，目光像飛來的麻雀落在我臉上，“你大學生，怎麼進了勞改農場？”我大器地一笑：“一句話說走了火。”“什麼話？”我閉攏了嘴巴，自從一九六一年我因說話遭殃後，我把一句古訓鑿在腦壁上了：“言多必失”。
次日，丘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