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對辦洋務，一面主張公平合理，認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他認為馬嘉理被戕一案，雲南巡撫岑毓英不能說沒有責任，當案發以後，意存掩護，又不查明殺害情由，據實奏報，一味諉罪於深山中的野人。而中朝士大夫又因為官兵所殺的是洋人，群起袒護岑毓英，以至於英國更覺不平，態度亦日趨強硬。這件糾紛固結不解，全由不講公平、不講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總署之日，便單銜上奏，請旨『將岑毓英先後釀成事端之外，交部嚴加議處，以為恃虛驕之氣，而不務沉心觀理、考察詳情，以貽累國家者戒。』郭嵩燾平時講洋務，本已為守舊的『衛道君子』所不滿；如居今然參劾殺洋的岑毓英，在他們看，顯然是私通外國，因而引起了公憤，連他平素往來密切的朋友、門生，對他亦很不諒解，湖南則有許多人不認他是同鄉。此外京師有人做了一副對聯罵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訂立煙臺條約，『滇案』解決；郭嵩燾可以啟程赴英國了，當時稱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發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個廣東人叫劉錫鴻，原任刑部員外郎；此人是郭嵩燾在廣東的舊識，談起洋務來，頗為投機。此時希望跟郭嵩燾一起放洋。但談洋務是一回事，辦洋務又是一回事，郭嵩燾認為劉錫鴻脾氣太剛、好意氣用事，而辦洋務是『水磨工夫』，頗不相宜。哪知劉錫鴻不死心，托出郭嵩燾的一個好友朱孫詒來關說。朱孫詒向郭嵩燾說∶『你批評他不宜辦洋務的話，我都跟他說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問，你只當帶一個可以談談，以解異國寂寞的朋友好了。』聽得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