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頁。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們的通訊自1949年後顯然中斷了一個很長時期——宋慶齡表示出她對這位少女時代的朋友仍然充滿著純樸的、始終如一的感情：
“你在護理院①裡幹什麼呢？你身體好嗎？阿利親愛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們一起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裡特渡過的那個愉快的夏天。我很願意再去看看美國，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風溼性關節炎，不能旅行了。再說，儘管年歲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別是在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後。當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們的可愛的祖國的時候，我不願意離棄我的家鄉。但我倒很願意在這兒能見到你。”
①美國的護理院（Nursing Home）專供年老體衰者及康復者付費居住，設有專業人員照顧生活。——譯者
②指當年唐山大地震。——譯者
在這些給“親愛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達的完全是濃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她又旁敲側擊地聯絡到中國的局勢。正是這樣一種精神，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啟發了阿利，在她的社會層中開展工作，透過宋慶齡在香港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援助中國的傷員。（參見第十五章）中國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國的朋友。
除美國友人外，她也記得其他國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來的中國丈夫離婚後，在德國重新結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聽不到她留在中國的兒子的訊息，非常憂慮。安娜託人來向宋慶齡打聽。宋慶齡回覆說：
“……我無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勸你別去打聽了，因為他同他的父親看來都‘消失’了。”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慶齡說，她想不出有什麼道理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確實覺得奇怪，因為我一直把他們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讓我們希望他們很快就會重新出現。”
在這場政治風暴過後，他們的問題也像別人一樣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擔任了德中友協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礙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訪中國。為此，宋慶齡非常高興地表示：“沒有理由會排斥她的，她為自己曾入籍過的這個國家（指中國）做過那麼多的工作！我們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民族。”後來，王安娜真的來了，受到了榮譽的接待——並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的一年。中國失去了三位革命領導人和人民共和國締造者——1月份是周恩來總理、7月份是朱德總司令、9月份是毛澤東主席。
宋慶齡對他們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將是何等巨大的損失。在公眾場合，她參加了他們的治喪委員會並專程從上海趕回北京向他們致最後的敬意。在私人通訊中，她稱他們是“我所愛的朋友”、“三位極好的朋友”、“（他們）對我來說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見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見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7年3月12日。
周恩來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給本書作者的信中說：
“我必須回上海住些日子，因為那裡有急事要我處理，且不說我迫切需要從我們最近遭受的震驚和痛苦中解脫出來……”
在第二年發表的《懷念周恩來總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稱頌他“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國際主義者；他更是一位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來在廣州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時候：
①懷念周恩來總理》，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廣州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鍊的領導人了。”
她接著敘述了周恩來在南昌起義、長征和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然後是她同周恩來在40年代在重慶的會見：
“在那些歲月，透過談判的方式揭露中國的反動派，是一樁艱鉅複雜的任務，我親眼看到周恩來受黨和人民的重託，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40年代初期，周恩來在重慶曾為了我的工作的問題來看我。那時他經常處在危險之中，但他表現得英勇頑強，充滿信心。”
在新的歷史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