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些較為遲緩或不願改變看法的人，她也不會看不起他們。有人一變而敵視她所堅持的一切原則、也有人試圖為自私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她所慷慨給予的友誼——她只同這樣的人斷絕交往。她對林語堂博士就是這樣。在30年代，林曾是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事；40年代他成了美國暢銷書的作者——後來又成了一個說話刺耳的發言人。他從美回國時大事宣傳，說他要同“吾土與吾民”（這是他那本最出名的著作的書名）在一起，直到戰爭結束。正是為了這一點，宋慶齡在他途經香港前來訪謁時接見了他。談話開始時還很熱烈，她向他介紹了保盟的工作。這位現已名利雙收的人物對保盟沒有表示任何鼓勵，更不用說支援了。相反，他倒提出要請保盟幫他的忙，把他那部從美國帶來的嶄新的小汽車放在保盟的醫藥供應車隊裡運往重慶，這樣可以免付關稅。
宋慶齡馬上問道，“我們可以把醫療裝置裝在你的車裡嗎？”
林回答說，最好不裝，因為怕弄壞車裡的坐墊等等。說話時臉色都變了。
談話到此就談不下去了，即使林語堂以他的禮儀和機智也沒能挽回。一會兒他就起身告辭，宋慶齡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看了令人難忘的、充滿嘲諷的一眼。
但對保盟的所有工作人員，不論職位高低，她總是那樣熱心和民主，使大家感到同她是平等的、感到很自在。保盟每週開一次例會，開會的地點在香港西摩道21號保盟總部十分擁擠的辦公室裡，桌上堆滿各種檔案材料，地板上還常常堆著小山似的供應品，準備分類處理。但會議的氣氛非常親切、隨便。保盟的工作人員來自不同的國家和階層，年齡也不同（1938年時本書作者才23歲，是最年輕的）。宋慶齡主持會議，但從不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而是讓所有在場的人（不管是委員會成員、還是職工）都發表意見。會快結束時，她說說自己的看法，但也不是最後做結論的架勢。誰有話還是可以說，即使說的同她相反或有什麼新點子，她從不表示不高興。誰都想不起什麼時候聽到過她提高嗓門說話。她的話總是很清晰、務實，常常提出一些具體工作以及工作日程，而不是隻說點意見或判斷。
如果說她在保盟活動中作為嘉賓接待的都是一些顯要人物，那末到保盟總部來並受到歡迎的則都是普通人。中國工會工作者來送個人或集體的捐款。還有外國工會工作者——美國或其他國家船上的海員每次送來的捐款少則幾十美元、多則一兩百美元，都是在來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們募集、或在出發港口的工會會所裡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約翰·科米爾的美國海貝，每次他的船到香港，總要送捐款來。這樣的客人總要坐下來聊一會兒。他們聽到敵後游擊隊鬥爭的事蹟，都很有興趣，臨走總要熱心地帶一些《保盟通訊》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給船上同事和朋友們看。
宋慶齡對勞動人民的感情不是理論、也不是辭藻。這種感情是直覺的、強烈的，是在實踐中不斷與群眾接觸而產生的（特別是在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的省港大罷工和農民運動中）。
本書作者就有一段難忘的經歷——一件在香港發生的小事。她要本書作者陪她在九龍碼頭上迎接從美國回來的朋友。本書作者遲到了——這是老毛病——發現她一個人站在那裡，四周是碼頭工人們在忙著搬運和安裝纜繩、滑輪等等碇泊和卸貨的裝置，就趕緊向她道歉：“真對不起，讓您一個人在這兒等。”她好像沒有注意到道歉的話——她本來是最不喜歡任何人遲到的——因為她回答道，“那麼多工人在我身邊，我不覺得是一個人。”雖然她出身於富裕家庭，身份地位又是那樣與眾不同，她的心在哪裡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為她那種毫不矯揉造作的態度新增生趣的是一種小精靈似的愛逗樂的脾氣。有一次，本書作者和唐納德·艾倫一起請她到我們合租的小公寓裡吃我們自己做的午餐。（艾倫是嶺南大學的一位年輕美國教師，也是在廣州參加保盟工作的。）她一口答應，這使我們兩個既高興又覺得有面子。但當我們想到沒有檯布時，已經太晚了，只好找出一塊乾淨的床單來代替一下。吃完飯，她對我們這兩位大師傅的手藝誇獎了一番（實在不敢當），又說了些保盟的事情，然後眯起眼睛，笑著說，“我一直在琢磨，你們兩位中間是哪一位睡在這張布單子下面的。”她的聲調是開心的。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發窘而是同她一齊大笑起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和兩個非常普通的年輕人。
在另一場吃飯的“危機”中，她表現得更有風趣。英國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工黨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