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黨如何完成它對群眾運動所應負的責任。
這同群眾運動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相一致的。在群眾運動中，現在是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在擔當著領袖的角色。它使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處於守勢，這是從未有過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10萬多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國性的五卅運動的要求和對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顧港英當局掌握緊急狀態權力，大量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熱烈歡迎。
6月23日，廣州舉行了支援五卅運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工人，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共約10萬人參加，殿後的是由黃埔軍校師生（其中有周恩來）約千人組成的小分隊。遊行隊伍經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駐守在沙面的英、法兩國水兵向遊行隊伍開槍掃射，死52人、傷170人（輕傷不計在內）。這是五卅慘案暴行的重複，而且規模更大。
美國總領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這一慘案的日擊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於中國遊行示威群眾的，但他在報告中也說，遊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遊行之前“（沙面的外國駐軍）就在各戰略要點設障築塞”。在沙面對岸，遊行隊伍“可能因為前面有些擁擠而停止行進”，於是，“響起了第一槍……很快到處都開起槍來……緊密的槍聲持續了約15分鐘……奇怪的是，歐洲人死傷很少。”＇據一個外國訊息來源說，在沙面死了1個法國人、4個英國人，對岸的中國人死了50個，傷者更多。＇
“很難說究竟是哪一邊先開的槍”，①詹金斯的話說得很圓滑，但他自己的敘述不會使人懷疑是中國人先開的槍，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要進入沙面的動作，而且他們在自己這一邊絲毫沒有設防，以對付沙面島上由沙包堆成的機關槍窠。
①《為兩廣關餘向英帝國鬥爭的孫先生》，《宋慶齡選集》，第9—11頁。
至於英國人方面，他們的總領事在遊行的上一天曾經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嘗試”（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事情）將以“火力”對付。“我用這樣的調子說話，”他以強烈的諷刺口吻接著寫道，“是為了使他們以後不能說‘野蠻的帝國主義步槍隊濫殺無辜的中國青年’。”①沙面的外國“守衛者”既然被鼓起了這樣一種“給這些傢伙一點教訓”的情緒，難怪他們一方面怕得要死，另一方面卻又殺氣騰騰。
①詹金斯的報告載《美國外交關係（1925）》（美國政府出版局）第752頁。轉引自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與中國革命，1925—1928年》（英文），第41——42頁。
“沙基慘案”的直接後果是擴大了省港大罷工的規模，有25萬人參加了罷工的行列。這次大罷工從1925年6月延續到1926年10月，歷時16個月，可能是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也是最偉大的一次反對殖民帝國主義的罷工。在大罷工的同時還對香港和廣州實行全面封鎖，並禁止一切英國貨進口。
一個美國曆史學家後來寫道：①
①轉引自博格著書，見上條。原載英國外交部出版物《中國，一號（1926），關於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開第一槍的有關材料》，皇家文印局，倫敦，Cmd．2869。
“（這次大罷工）同中國人所經歷過的其他任何一次罷工不同，它是組織良好的勞工運動的產物，可以同工業化國家的類似運動相比擬……
“罷工委員會分派出約有3000人的糾察隊，有的駐守在廣東全省各口岸，仔細檢查所有出海的貨物；有的則在全省各條公路上檢查貨運和中外旅客。還透過了規定：除英國外，其他國家的船隻准予進入廣東口岸，但任何船隻如經過港澳即不準在廣東卸貨。英國貨物和船隻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進入廣東，其他國家船隻如不經過香港或澳門則允許到廣東自由貿易。違反上述規定者，其貨物全部沒收，由特別委員會予以拍賣。”
美國激進的新聞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罷工高潮階段，在宋慶齡（向廣州政府疏通）和鮑羅廷夫人（向罷工委員會疏通）的幫助下，來到了廣州。她從一個熱烈同情者的觀點描寫了罷工情況。她對工人鬥爭富有經驗，曾積極參與1919年美國西雅圖的大罷工。她寫道：
“我就像剛離開古老的亞洲，忽然闖進了現代世界。……這次廣州罷工……是有組織的工人罷工，同西雅圖、匹茲堡、倫敦、漢堡等世界任何地方一樣。這兒不是外鄉異域，而是故鄉。
“辛西婭（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當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