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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節曾參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的第一次戰鬥——在五卅鬥爭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協助提供。引文據《為“五卅”慘案對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的談話》（1925年6月），《宋慶齡選集》，第7—8頁。
正是在這樣一種一方面有人竭力沖淡革命、另一方面群眾運動在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宋慶齡開始了鮮明有力地捍衛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的鬥爭。
所有這一切顯示，她這篇談話的水平已經大異於僅僅幾個月前她在神戶女師的演講，更不必說她在求學時代的文章了。它的內涵已不止是傾向進步的情緒了。它已刻劃上一個經過了鍛鍊的革命者的標誌——既有戰略意識，又有戰術觀念，並能指示行動方向。這裡所表現的思想和行動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內容相近。慶齡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過，也可能沒有，但兩方面有共同點是肯定的。
這樣，宋慶齡在國事中作為一種響亮的聲音出現，不像通常所假設的那樣是在1927年中期反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時開始，而是要早兩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這個時候，她在上海主辦了一張新的日報，作為“五卅”後群眾運動的喉舌。負責編輯的是孫中山和她的朋友、高個子、有學者風度、原則性強的楊杏佛。（楊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生，在孫中山最後一次北上時任秘書，後任治喪委員會總幹事。他是純真的國民黨左派，若干年後因他無畏地同宋慶齡合作，保衛人權，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殺。）
宋慶齡在1925年7月2日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孫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顧列強武力威脅，力爭兩廣“關餘”的英勇事蹟，以作為始終如一的愛國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國主義面前畏功不前的軟骨頭感到羞辱。（當時中國海關的行政管理權操在外國人手中，海關稅收先要償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對外國的賠款，所餘部分稱為“關餘”，交給北京政府。）
她寫道，“孫中山先生始終認帝國主義為中國民族獨立之大敵，而英人侵略中國之在華大本營實為海關。……中國關稅雖名為各國協定，而握海關之大權者實為英人。首訂致中國經濟政治於死命之不平等條約者，亦為英人。自有海關以來，總稅務司皆為英人。”
“孫先生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總稅務司安格聯，以兩廣關餘撥交廣州政府，而安格聯之答覆則謂彼僅能服從北京政府之命令。……廣州海關收入，落於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廣東。”
“不得滿意之答覆，先生乃派員接收海關。公使團受英人指揮與煽惑，立即調遣軍艦駛入廣州……同時武裝之英兵在沙面登陸。”
當時英國曆史上第一任工黨政府剛剛成立，廣州革命政府還曾致電祝賀。孫中山至此再電英首相麥克唐納，指出工黨乞靈於“炮艦政策”實屬不當，但不得要領。
宋慶齡回憶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有英國訪員見先生，問以如列強阻止其截留海關收入之計劃，先生是否將與列強宣戰（時停泊廣州之軍艦炮艦計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雖不能勝此武力，然敗於列強亦為榮幸。”
美公使舒爾曼奉命至廣州調停此事，孫中山告訴他，如果美國真像舒爾曼說的那樣一貫公正，那就應該把各地美租界歸還中國，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樣，交給其他列強。“美國以所竊之物讓請他賊，以避譴責，實所不解！要知竊盜者以所盜財物置諸他盜之手，在法律與公道上絕不減少其竊盜之罪。”
宋慶齡最後說，“先生在廣州一隅，僅憑公理民氣與列強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艦隊林立，始終不為所屈，……雖關餘問題國中國之不統一卒未解決，然中國人之不可侮，帝國主義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則昭示吾人矣。今舉國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戰強權，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當含笑矣。”①
①經過刪減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嚴，釋放被捕華人，對開槍殺人的責任者撤職交付審判，參加抗議罷工的工人復職並照發原工資，華人房地產主參與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內集會出版自由等。
（三）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支援群眾運動
宋慶齡不僅緊握、而且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孫中山當年所想的，主要在於如何使群眾運動幫助和重振國民黨。現在對宋慶齡來說，問題在於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