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推行的關於孀婦終身守節的故事則強調了封建社會所稱頌的消極的“女德”。在宋慶齡身上，從1925年以來，許多中國人看到了作為一個貞節的遺孀和一個女戰士的雙重結合，這是為了適應國家的新的要求，是予人印象極為深刻的。
（四）領導婦女運動及傷員救護
古爾德在他的訪問記中談到了宋慶齡在教育和動員婦女以及幫助傷員方面的活動。這些確實是她經常關心的事情。
1927年2月，她作為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在武漢創辦了一個婦女政治訓練班。這個班可以被認為是在廣州已經著手的工作的繼續和擴充。①隨著北伐的進展，婦女運動在國共兩黨聯合主持下迅速發展（同農民運動一樣，共產黨員擔負主要的組織工作）。婦女聯合會會員達30萬人。在湖南和湖北農村，婦女運動和農民運動匯合成對封建統治的巨大沖擊，為北伐的不斷取得勝利開啟道路。在武漢，在群眾收回租界的鬥爭中，婦聯會員（多數為紡織工人）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①文森特·希思著《個人的經歷》，第208—209頁。
創辦婦女訓練班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政治領袖以發揮這樣的積極作用。第一期學員1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其他是學生，以後還計劃推廣。訓練內容既有理論課程，也有革命實踐，強調理論聯絡實際。理論課程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國際形勢等。教員主要有著名共產黨人張太雷和惲代英①，還有五四運動老戰士劉清揚（女）等。宋慶齡有時也去講課，還擔負大部分行政工作。技術課程有宣傳工作、戰地救護等。學員畢業後被派到北伐前線、醫院和農村，把學到的東西用於實踐。武漢政府從革命變為反動之後，極大多數學員保持了堅定的立場，有的為信仰而犧牲、有的轉入地下或進入游擊區②、有的被派往蘇聯學習，一路上冒險犯難、艱辛跋涉。
①劉家泉著《宋慶齡和大革命中的婦女運動》一文是一篇很有用的概述，載《人民日報》，1985年5月5日。
②兩人都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中央委員。張太雷於1927年底“廣州公社”起義中犧牲。他可能是宋慶齡最早認識的共產黨人，是在他陪同馬林於1922年到桂林同孫中山會談的時候。惲代英也參加領導“廣州公社”起義，失敗後轉入地下，1930年因叛徒出賣而被捕，1931年春為蔣介石政權所殺害。
從廣州到武漢，宋慶齡對婦女運動的關注——人們會注意到——已從大學女生轉向全體中國勞動婦女。在柏林學生1927年編印的一份簡報上曾發表過一篇有關婦女訓練班的她的談話，後來透過史沫特萊的介紹，在印度轉載發表。①她一開始就表達了很高的希望。她帶著武漢革命高漲時期的樂觀情緒說：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特別是《為女權鬥爭的戰士》、《中國的新女性問題》、反動統治下的“赤色”湖南》等章）記錄了一位老練的新聞記者的印象。
“我們的祖母比美國婦女落後五百年，但我們的女兒可以比美國婦女先進五十年。”
她接著把婦女解放事業同孫中山的遺教聯絡起來：
“孫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斷指出，不僅我國的男人、我國的女人也必須獲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還是一位社會革命家，在婦女問題上尤其是這樣。不管他到什麼地方或做什麼工作，他總是為所有階級和男女兩性的自由而戰鬥。同他一起坐在會議桌旁的總有他的女同事，現在在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會議上，仍然有婦女繼續參加……”
她接著說：
“從整個歷史看來，中國認識到它處於被奴役的地位並決心自求解放只不過是一個鐘點之前的事情。……中國的母親們發現她們的女兒們有點怪，祖母們則把這些孫女看作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物。但我們年輕一點的婦女感覺到，在年紀比較大的婦女們的心中也許有一種模糊的對我們的妒羨心理，以及對我們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說的贊同。”
她把自己的祖國中國的婦女同她留過學的美國的婦女進行比較，稱讚後者的“責任心、嚴肅性和勇敢精神”，接著說：
“但是我懷疑，美國婦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國婦女運動的規模。我在美國留學的四年中，同許多婦女有過親密的接觸。我看到她們為爭取選舉權而進行的殊死鬥爭，也看到她們不斷鼓動實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們所要粉碎的束縛她們的鎖鏈，比起中國婦女身上的鎖鏈來，恐怕還沒有一半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