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中，老舍以北京一座大茶館的興衰為線索，反映了從清朝末年到全國解放前夕五十年間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老舍不但以點石成金的嫻熟技巧，生動地刻劃了幾十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話劇的民族化方面，進行了成功的藝術探索，尤其是它的戲劇語言，簡潔、清淺、活潑、幽默，不僅容量大，內涵深刻，而且王爭然出聲，一碰就響，有說不盡的妙趣。《茶館》不僅是老舍話劇創作的高峰，也是我國當代戲劇藝術的傑作，在中外讀者與觀眾中，獲得了極高的聲譽。
《西望長安》是老舍建國後所寫的唯一的一部諷刺劇。它取材於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長羅瑞卿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報告中，揭露了一個反革命政治騙子李萬銘的活動史。這個騙子冒充戰鬥英雄，從一九五一年起，在我們的十幾個城市行騙。他不僅混入了黨內，還竊取了國家機關的重要職務。羅瑞卿同志在指出了這一事件的教訓之後說：“我很希望我們中國也出一個果戈理，把李萬銘以及被李萬銘欺騙的麻痺分子搬到舞臺上來，使公安工作者和全體人民都永遠記住這樣一件事”（注：羅瑞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新華月報》1955年8月號。）。老舍聽了羅瑞卿同志的報告之後，毅然承擔了這一創作任務，寫出了《西望長安》。劇本基本情節是：國民黨青年軍成員、三青團團員慄晚成，偽造檔案，冒充“戰鬥英雄”，混進“陝西省幹部農業技術訓練班”，後來又利用訓練班領導人的官僚主義和麻痺思想，偽造調令，調往中南區農林部。在這裡，他又冒充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鬥英雄”，騙取了人事處長馬昭等人的信任，被委任為農業技術研究所的秘書主任。後來又隨馬昭調往北京，在中央農林部拿處長級待遇，暫時在醫院療養。療養期間，他又偽造空軍司令員約他去蘭州參加軍事會議的電報，騙取了農林部為他準備的飛機票，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又冒充軍隊某軍參謀長兼師長，繼續行騙。不久，以省公安廳處長唐石青為首的公安人員，經過調查，弄清了慄晚成的真面目，將這個政治騙子逮捕歸案。《西望長安》透過對慄晚成的行騙歷史的描寫，無情地嘲笑和諷刺了政治騙子的可恥嘴臉，尖銳地揭露和批評了存在於我們黨和國家機關內的官僚主義作風，同時又透過唐石青這一正面形象的刻劃，顯示了人民公安工作的力量。在刻劃慄晚成的形象時，老舍的筆致諧謔、幽默，其中有些細節，具有較為強烈的諷刺效果。例如慄晚成冒充志願軍戰鬥英雄，他這樣編造自己的英雄行為：“看，有一天，剛剛天亮，敵人反撲，打白刃戰。兩個塔似的美國兵一齊撲過來，兩把刺刀同時刺到這裡（急掀軍衣，露出腹部），我連眼也沒眨巴一下，啪，啪，兩手槍，兩個‘塔’全倒下去。”這種漏洞百出的吹噓，出自一個從未到過朝鮮戰場的騙子之口是真實的。作者讓人物把這段臺詞在劇中的不同場合重複講了三次，這就更增加了它的可笑性，使讀者或觀眾在笑聲中，不斷加深了對這一反派人物的鄙視、憎惡的感情。但是，作為一部諷刺劇的主人公而言，慄晚成的形象還較為單薄。在不少場次，作家往往側重於交代情節，未能對慄晚成的醜惡靈魂進行深入的揭示，因而使這一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削弱。在後兩幕中，作家著力刻劃了省公安廳處長唐石青的形象，他的精明幹練而又機智風趣的性格，寫得比較生動。《西望長安》是諷刺喜劇，但是它的寫法與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是不同的。老舍說：“我的寫法與古典的諷刺文學作品（如《欽差大臣》等）的寫法大不相同，而且必須不同。《欽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醜惡的，所以我們覺得諷刺得很過癮。透過那些惡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制度。那個社會制度要不得，必須推翻。我能照那樣寫嗎？絕對不能！我擁護我們的新社會制度。假若我為寫得痛快淋漓，把劇中的那些幹部們都描畫成壞蛋，極其愚蠢可笑，並且可憎，我便是昧著良心說話——我的確知道我們的幹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點，犯些錯誤。我只能諷刺這些缺點，而不能一筆抹殺他們的好處，更不能透過他們的某些錯誤而否定我們的社會制度。這就是今天的諷刺劇為什麼必須與古典諷刺劇有所不同。”（注：《有關〈西望長安〉的兩封信》，《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從具體的矛盾性格出發，對各類人物採取互不相同的態度，或嘲笑與暴露，或批評與幫助，或肯定與歌頌，《西望長安》在具體分寸的掌握上，是準確的，這就使這部作品有著較好的社會效果。社會主義的諷刺喜劇，既可以諷刺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