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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憂憤．迷惘．追求——《貓城記》
《貓城記》的厄運
《貓城記》是老舍回國後創作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在老舍創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卻是一部不容忽視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連載的形式發表於《現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八月）上，至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載完；一九三三年八月現代書局初版印行。
《貓城記》出版五十年來，人們對它的評論是眾說紛雲，極不統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爭論作品的成敗得失。
《貓城記》出版以後，較早出現的重要評論，當以王淑明的文章為代表。王淑明的文章發表在《現代》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上，看作者標明的時間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約當於《貓城記》出版後兩個月。在這個評論中，指出了《貓城記》的成就：它同張天翼的《鬼土日記》“都是屬於所謂一般的諷刺文學。雖則他們所諷刺的物件，儘管不同，一個是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是東方式的半封建國家，但是兩個人都能在獨特的風格里，包含著蘊藉的幽默味，給一個將近沒落的社會，以極深刻的寫照，則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評論作者認為，這部作品“於神秘的外衣裡，包含著現實的核心”，“它是現在幽默文學中的白眉”。對於作品的缺點，評論作者認為，作品借那個火星上旅行的外國人之口，一再悲嘆的說，這個民族的復興，是無望了。這樣的論斷，“有些以偏蓋全，以部分涵蓋全體，所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因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別有其新生的一面”。這些意見，在今天看來也是有道理的。幾乎是同時，李長之也發表文章，肯定了《貓城記》的成就，並將老舍與魯迅從諷刺風格上加以比較，頗能發人深思，是《貓城記》評論中很應該引起注意的意見。（注：詳見李長之：《〈貓城記〉》，見《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總之，這些評論對《貓城記》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個嚴肅的作家。這個作品儘管當時發生了廣泛的影響，他並不認為凡是自己創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兩年以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了《我怎樣寫〈貓城記〉》這一篇總結自己創作經驗的文章。他考慮了各方面的意見，也認真地回顧和審視了創作這部長篇小說的指導思想，他承認這是本“失敗的作品”，這不僅因為《貓城記》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於“在思想上，我沒有積極的主張與建議”。老舍對自己是過於苛刻了。但是，從中也透露出老舍銳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對舊中國的改造發生積極影響的強烈願望。應該說，這種不斷地檢視自己的創作，力圖跟上時代主潮的積極態度，正是他後來所以能夠逐漸同人民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的主觀因素。這種嚴肅的態度到了建國初期發展為一種自覺的革命責任感，他對自己作品社會效果的考慮越加嚴格。當他一九五一年編定短篇小說的選集時，明白地宣佈不再重印這本書，並說：“我很後悔我曾寫過那樣的諷刺。”（注：《老舍選集·自序》。）這裡應該指出的是，老舍這樣做並不意味著全盤否定這個作品，他還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個輕率的人。他說得很清楚，這個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諷刺了當時的軍閥，政客與統治者”，這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認識價值的；這個作品的錯誤在於“也諷刺了前進的人們，說他們只講空話而不辦真事。”（注：《老舍選集·自序》。）這樣的看法是認真的、客觀的、冷靜的。
事實上，從思想上全盤否定《貓城記》，或者只講《貓城記》的問題、缺陷而不全面地公正地評價它的得失，是後來發生的事。這種情況的發生，有研究者認識上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