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王樹增的《解放戰爭》以其獨特的歷史敘事的結構配置、展開藝術、意識形態處理等，實現了作品內容的歷史厚重與敘事的個人姿式的有機結合，從而建構了戰爭非虛構敘事的某種正規化。並且由此可見，非虛構歷史敘事，物件的歷史性與主體的個人性的合致，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解放戰爭》給予讀者的第一感覺是作者十分注意作品的“展開藝術”。敘述解放戰爭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事件，並且此前已有許多的敘述，作者需要選擇一個存在於歷史之中，又能以新鮮別緻的差異化吸引讀者眼球的“進入”方式，從而展開對於波瀾壯闊歷史的敘說。《解放戰爭》（上）第一章“青春作伴好還鄉”下第一個節目為“年紀愈大愈不願意洗臉”，這樣的語言處理給讀者帶來了敘事“模式化”的效應。這一部分以“一架帶有美軍標誌的飛機在中國黃土溝壑的上空盤旋”，“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裡的一天”這樣的表述開篇，其後引出的主要內容有美軍觀察組飛赴延安的背景、在延安的活動，美國總統特使在延安與*領導人的會談，日本投降，毛澤東決定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等。如果作品徑自從重慶談判起筆，則難免陳言多而意趣少。而且這樣的展開也表示著作者會以開闊的國際視野，總攬解放戰爭的大局。重慶談判的破裂正是解放戰爭開啟的直接的邏輯起點，這是解放戰爭敘事的歷史規定，而王樹增以美軍觀察組飛抵延安作為導引，這裡體現的就是作為主體的個人方式。作為敘寫重大歷史題材的大作品，《解放戰爭》敘事的個人性是以物件的歷史生成為前提的。因此，無論從時序推進的縱向，還是與物件密切關聯的要素，舉凡重大的戰役 、重要的人物作者都能觀照，力圖還原、呈現解放戰爭的本真面目。但作者又不是自然主義地再現歷史存在，而是在服從於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對材料進行有效的結構配置，從而凸現物件之間的意義關聯。這種結構配置是指相關材料在特定的敘事空間中的組合。這種組合可以避免對同一物件作過多的線性鋪敘，也能透過關聯材料的“並敘”或插敘，豐富敘述的內容，給人以宏闊充實之感。在內容上既突出軍事敘事，也兼有非軍事敘事，重點是內部敘事，也能引入相關國際人物或事件，既大寫大事要人，也細寫細節和普通士兵等。王樹增對解放戰爭有著自己的認知，他以為：“這場戰爭與其說是軍事的勝負，不如說是共產黨以土地改革為引領，逐步獲得民心的過程，是人民對戰爭雙方做出了勝負的選擇。”這其實也表達了《解放戰爭》主題的基本義項。但在作品中作者並沒有更多地直接言說，而是透過具體的敘事加以表現。按照一般的戰爭文學敘事模式，可能只是就軍事言其事，而《解放戰爭》則特別注意了透過材料的組合處理，強化了對於戰爭內在規律的敘事解讀。如第三章“農民厭惡馬師長”和“姑嫂二人忙點燈”兩節，分別寫了魯南戰役和萊蕪戰役，作品當然主要敘述戰役謀劃，戰役過程以及結果等，但同時根據其中的情節，接續瞭解放區人民支援人民軍隊的生動故事。此外《解放戰爭》在敘寫重大事件的同時，也十分注意匯入有意趣的細節。如“胡宗南：為人民服務處”寫胡宗南攻佔延安後，“開設了一個‘為人民服務處’”，“掛牌那天很是熱鬧”，又是發救濟金，發棉布，發米等，“胡宗南發現這樣下去實在難以承擔，而更重要的是民眾依舊不說國民黨的好話，所有的服務內容只好停止”。這一細節不只新鮮生動，而且具有複合的表達意義。又如王震與被俘的旅長，“他們‘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見’”，晚上一起吃晚飯，談天， “幾個小時之前還和身邊的這個人拼死廝殺，而現在卻如同兄弟一樣睡在一條炕上”。這樣的細節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中是未曾見有的。人性的美好之光在這裡熠熠生輝，溫暖著讀者。
以往的戰爭非虛構寫作，更多的是一種意識形態寫作。作品價值取向的預設制導著作品中的人物與情節乃至語言的運用。這多少導致作品敘事的簡單化和模式化，更為要緊的是這樣會使作品失去歷史非虛構敘事的應有的真實品格，從而失去它的讀者。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像解放戰爭這樣的敘事可以“袪”意識形態，事實上《解放戰爭》選擇在新中國60週年前推出，並且作者“我寫這些，就是為了給現在的年輕人看的”目標讀者的考慮等，都表現出中國現代史教育、愛國主義感染的意味。但這樣的意味並不以一種先在的外加的方式出現的，而是自然地客觀地包含在作品具體的敘事之中。作者摒棄既成的意識形態敘事的套子，而是在回到歷史現場時真實地再現歷史。作品大寫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勝利，也不迴避對大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