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會專門的一個保密室去。誰也不準再開封，再開封的時候必須經過批准。王亞志當時是總理的秘書，軍事秘書，張治文也是周總理的秘書，周總理決定什麼時候要開會了，他們就通知專委辦公室做準備，搞出來檔案以後，送到總理那裡去。當時還不是一般的通訊員送去，都是保密員帶著專委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兩個人，必須兩個人送去，自己簽收。給15個專委委員的檔案，也是直接送給本人。我們平時的公文包，就是寫計算過程的這些公文包，從來不能放在辦公室，放在鐵皮櫃裡也不行，而是專門有一個保密的檔案包，每天下班以後裝起來，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專委每次討論的議題和檔案都是我們寫好了以後拿到保密車間去，我們就站在旁邊，看著撿字，排版，印刷，不能離開。最後，要把排印中間的打樣燒掉，把板拆掉。
26。一年累禿了頭（2）
兩年規劃編寫完之後，二機部從部、局領導層到機關及基層人員，起初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評兩年規劃沒有根據，是主觀上排的日期，超過現實可能。有人認為這個規劃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說實現1964年原子彈爆炸的目標提前的可能性沒有，只有可能後推，過去經驗也是如此。有人還顧慮時間訂得緊了會出漏子，擔心在生產建設上發生質量、安全事故，萬一出了大事，兩年規劃就恐怕不止是兩年，而是10年規劃了。
劉傑說，部黨組雖說原則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時候，很多人就有不同的考慮了。考慮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應該這樣幹，另一種是這樣幹是不是太冒了。有的說，這是拍腦袋拍出來的。討論的時候，也是反反覆覆的。錢三強、雷榮天，以及白文治、李覺他們都發了言，擔心這個計劃訂得不切合實際，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劉偉和袁成隆等同志則從積極的角度，講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劉偉說，兩年規劃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唱空城計，而是有一定的根據的。我們現在坐在辦公室裡很著急，但只要我們到基層去，一接觸實際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說，兩年規劃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現在不要再說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決問題還是透過實踐。需要是推動事物前進的輪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現實可能相結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說，對1964年原子彈爆炸，我們部裡頭就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不行，擔心是吹牛。他們一是對蘇聯專家撤走，可能太擔心了。二是不大瞭解情況，而我們是整天在廠裡摸，一個廠一個廠、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摸，我們心裡都有數啊。所以，我們黨組幾個人，敢拍胸脯，說能完成。
在歷史檔案中，可以查到當時二機部討論兩年規劃的記錄，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蓀、李覺以及劉傑、錢三強、雷榮天、何克希等人的發言內容。
白文治說，那時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點回旋的餘地。所以，我當時說，兩年規劃這個方案有無餘地鈾濃縮廠是中心環節，原子彈裂變部件加工是薄弱環節，進度是倒排的，1964年實現原子彈爆炸有可能，但很緊，沒有餘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為有一個細小的環節完不成，整個就都完不成，幾十個專案，你只要有一個專案出毛病，整個也會拖延。有點希望，但是沒有把握，你要讓我肯定這個我不敢。所以在會上討論的時候，我總是說沒有一定，最好留點餘地，留下半年吧，大體是這個意思。心裡沒有把握，那就不敢隨便答應下來，答應下來，不是軍令狀也是軍令狀，我是這樣想的，其他的人也是這個意思。你比如說杜文明的發言，也是這個意思，李杭蓀也講，最好多提一個季度，錢三強發言也主張留點餘地。最後劉傑發言是爭取1964年，留半年餘地。留半年就是1965年的上半年，按照劉少奇同志說的。
1962年12月，劉傑召集核燃料工廠的幾位廠長開會，討論有關制訂兩年規劃問題。劉傑說，他們聽說後都很激動，表示堅決千方百計完成任務。主管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彭桓武明確表示，對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是有把握的。他們是生產第一線的指揮員和戰鬥員，最有資格回答兩年規劃是否有依據，能否實現這一問題。我以為，我們有的領導同志當時之所以對實現兩年規劃有些擔心，主要是受分工和保密的侷限，以致對實際工作了解不全不深不透。當然，核工業建設、原子彈研製中的問題困難還很多，未知因素不少。比如：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出來了，但需要大型爆轟實驗來檢驗，聚合爆轟出中子這一最叫人揪心的技術關還沒有過。大型爆轟實